这是一份特殊的遗嘱。

　　“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祝贺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这必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大发展。”

　　“悼念当年在战斗中和我一起负伤和光荣牺牲的战友！”

　　“关于我寿终丧事的办理一切从简，火化。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

　　“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这个钱由健在的老伴负责支付。”

　　3月28日清晨，遗嘱的主人——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溘然长逝。这份遗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世人看到一位94岁老党员对信仰、忠诚和原则的坚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走进北京北五环外周智夫生前居住的三居室，仿佛能看到时间的断面。次卧放着上世纪60年代的立柜、70年代的木床，客厅放着80年代的折叠饭桌。这些有年代感的陈设默默向人们讲述着主人的勤俭。

　　在用了数十年的衣柜里，最新的衣服是儿子周华去年给他买的3条短裤，直到去世也没舍得穿；最时髦的是外孙周洵穿旧的棉服，他留下来自己穿；最被珍视的是一套穿了30多年的军装，虽然已经褪色老旧，但凡隆重场合，周智夫都会交代家人把它熨得笔挺穿在身上。

　　主卧阳台上摆放着一本记录除伙食外日常开销的“生活备忘录”，小到几块钱的灯泡，大到上千元的电器开支，每一笔都记得很详细。根据记录，2009年至今周智夫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

　　虽然对自己“抠门儿”，但他对别人却经常慷慨解囊。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挤出钱来资助6名亲戚念完中学。

　　后辈们感到很纳闷，老人的待遇很好，为啥舍不得花呢？周智夫对他们讲：“我的工资是党给的，留着以后有大用。”

　　“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去年7月，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二女儿周卫平拉到病床边，郑重地说。

　　晚年的周智夫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压缩性骨折……2016年以来，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周卫平能感觉出来，父亲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迫切想要完成这件事情。

　　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1946年4月，22岁的周智夫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在安徽豪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窝，贯通右肺，又打进一位战友的小腿。

　　冒着弹雨、抬着担架，战友们把周智夫送到后方医院，又7次带他转院治疗。在当时极端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但右侧第六根肋骨摘除，右肺叶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三等甲级伤残。

　　“我活下来了，可那个战友却因为截肢伤口感染，牺牲了。很多战友也在战斗中牺牲了。”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伴随了周智夫一生，但真正让他一生铭记的并非自己的伤疤，而是战友的牺牲。

　　“当年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始终没有丢下我。我现在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这位老兵经常对家人感慨。

　　2017年11月1日，交党费这个全家人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遗嘱。那些日子，他越发频繁地想起那场战斗，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然而，由于赶上干休所转隶调整、儿女们忙于照料病重的父亲，这笔党费一直没找到机会交给组织。因严重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周智夫，从昏迷中醒来就问：“我的事办了吗？”

　　终于，2018年1月18日，周智夫的两个女儿代表父亲，跟部队领导一起把12万元大额党费郑重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病床上的周智夫看到党费收据时非常激动，伸出了大拇指，并与女儿击掌庆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位正在吸氧的老人吃力地说。

　　“他用一生诠释什么叫忠诚”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映入眼帘的是窗台上的书籍、报刊，几页信纸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床头柜上还有一个放大镜。

　　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走来，周智夫一直将学习党的理论作为进步之源。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周智夫因患严重骨质疏松症，两节胸椎、3节腰椎、1节骶椎压缩性骨折。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当天，他仍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坐在轮椅上通过电视收看大会直播。

　　凡是干休所组织的集中学习他都积极参加，这个习惯保持了30多年。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上完党课的周智夫留下来，吃力地向政委姜东军请假：“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

　　在姜东军印象里，这位干休所里年龄最大的老人总是弓着腰、拄着拐杖，由老伴搀着来上课。“即使这样他还要到教室来，听完课还当面向组织请假，这样一个老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精神境界，令我非常感动。”

　　实际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周智夫恪守一生的信条。解放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过长江后先后驻扎在南京、上海，不少战友都留在了当地工作，可他却接到了调往重庆炮校的命令……从上海到重庆，横跨大半个中国，周智夫二话没说，带着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拎着两个竹编包就出发。

　　在重庆炮校工作11年，事业干得非常出色的周智夫原以为可以在重庆安家落户，让他始料未及的是，1968年6月，他接到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任职的命令，一家人又从重庆赶赴云南建水。

　　家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由于住房紧张，全家人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一座废弃的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正当他适应当地环境，工作风生水起时，1970年5月，他又被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担任军管会副主任，一家人又千里迢迢从云南搬往北京。

　　4次跨省调动、10余次部队整编、20多次岗位变换。战争年代，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和平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忠诚。”姜东军说。

　　为后代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在干休所医生刘梅芳的印象里，周智夫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每次去巡诊，他都会笑眯眯地嘘寒问暖，“春节时还会打电话问候我们，嘱咐我们调休时记得回家看望父母”。

　　最后一次因为发烧住院前，刘梅芳接到电话紧急前往周家查看病情。缩在被子里、烧得意识模糊的周智夫认出她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吃饭了没有？没吃就等你吃完咱们再去医院。”

　　“他当时那么痛苦，但首先想到的还是我们。”刘梅芳红着眼圈说，“我们打心底里爱戴他。”

　　虽然周智夫对他人处处关爱，但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2014年7月，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卫生所按照专家治疗方案为他购买了两种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不同，周智夫马上问：“这药需要花多少钱？我吃进口药符合规定吗？需要我出的钱要按规定收。”得知符合规定后，他才安心服下。

　　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告诉记者，由于医疗保障标准不同，多年来周智夫和老伴娄淑珍的用药都是严格分开的。一天晚上，老伴的阿司匹林用完了，跟周智夫商量用一下他的药，他很认真地说：“药可以借，但你要记住，买药后必须及时还给我。”

　　“周老经常讲，我的待遇是组织上给的，我不能用组织上给的待遇，对家属进行额外的照顾。”张杰军说，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近年他每年的实际药费连医药费统筹年标准的一半都没有。

　　多年来，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三多三少”原则——多为组织着想、多替组织分忧、多给组织添彩；少向组织提要求、少对组织讲条件、少给组织添麻烦。上世纪70年代，他调任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军管会副主任，一家四口与另一家挤在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先后有几次换房机会，他都让给了急需的同事。

　　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个子女正值就业的年龄，身居要职的周智夫没有在子女就业问题上打过一声招呼。现在，他的5个子女分别生活在江西、重庆、江苏、北京4个省市，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勤奋做事，干净做人。

　　“刚开始我真有点怨他，后来才理解他的苦心，让我们得到很多锻炼。”大女儿周雪文说，父亲不仅教会了自己独立，他正直无私的品格更是让自己一生受益。

　　“老周常说，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周智夫的老伴娄淑珍说，“他一辈子没给儿孙挣得什么金银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