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非典”病毒肆虐，给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挑战。研究员李松预判流感病毒可能像SARS一样带来重大疫情，带领团队将其锁定为重点科研方向，自筹资金开展药物预研。

　　“荆棘丛中趟出一条血路。”李松团队主要成员、研究员钟武这样描述新药研发历程。几年里，这个团队经过多次摸索，终于在新药研发链条的两个关键环节——新药发现和产业化上部署了关键技术。

　　2004年开始，H5N1禽流感疫情蔓延，我国紧急向国外制药公司订购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推荐的流感防治药，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后才能供货。

　　就在这个“卡脖子”的危机时刻，李松团队自主研制的抗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临床前工作，成为阻击疫情的关键药品。依靠世界首创的新生产工艺，他们圆满完成当年50万人份的药品储备任务。

　　“关键时刻一鸣惊人，靠的是前瞻部署的战略眼光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所长苏瑞斌说。

　　2009年，当H1N1再次袭来时，李松团队又一次创造奇迹：提高药品产能30倍，仅用135天就完成2600万人份的国家储备任务，为国家节约采购经费57亿元。

　　随后几年，他们又为儿童流感患者专门研发了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而帕拉米韦注射液的成功研制，更是改变了全球流感重症患者无药可医的困境。

　　据苏瑞斌介绍，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抗流感药物最为丰富、临床治疗保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具备了应对任何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摆脱了关键时刻防控药品买不到、买不起、买不足的困境。

　　为国家药物研发打造人才方阵

　　众所周知，医药界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业内有一个公认的“双十”定律：研发一种新药，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而在众多的研发投入中，人才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近5年来，该药物研究所获得国家和军队各类临床批件、新药证书28个，专利授权15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高等级科技成果9项，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科学院院士、该所研究员张学敏认为，这些成就与他们精心打造的“富有创新潜能的人才方阵”密不可分。

　　为了打造这支阵容强大的人才队伍，几任科研人员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研究所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1998年，因为发展了筛选药物的新算法，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李松声名鹊起，成为各大医药研制机构的延揽对象。为了留住这个难得的人才，李松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研究员焦克芳不但力荐他接替自己担任课题组长，而且提出立即退休，让他彻底拥有完全的科研自主权。

　　同事们评价，这一退一留，留下了日后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留下了“一人改变一个学科”的辉煌业绩，更留下了视才如宝的佳话。

　　科技创新，是团体赛也是接力赛，既要靠领军人物指引航向，也要靠骨干力量冲锋陷阵，还要靠年轻人才薪火相传。

　　近年来，研究所先后推出“人才港计划”和“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科研路径“规划表”、个人成才“路线图”。为了留住优秀人才，在高级职称评定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他们采取“所聘高职”的方式，承认科研人员的实际学术水平，给予其独立科研、招收研究生等相关待遇。

　　此外，研究所还遴选有潜力、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年人才，给予每人200万元的经费支持，让他们在科研一线独当一面，迅速成长。

　　留美博士段小涛放弃高薪来到该所的原因极具代表性。“除了向往军人身份，我看重的是这里唯才是举的科研环境、不为名利困扰的创新氛围。”他说，“只要认真踏实工作，不愁拿不出好的成果。”

　　事实上，名利并不是该所研究人员的追求，有时甚至是要极力避免的负累。该所一级研究员、著名药物化学家宋鸿锵默默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但为了医学研究事业，他甘愿30年做无名英雄。

　　当组织决定为其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他坚决要求撤回，原因很简单——申报院士，一定程度上会公开他的科研成果。2005年，这位可敬的老人因病离世，至今，他的研究成果仍然没有公开。

　　现在，宋鸿锵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仍然在科研人员中流传，积淀60年的精神力量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成为他们留下来的重要理由。

　　60岁的研究员李锦回忆，自己在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到美国留学，面对一家机构开出的优厚条件，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回到研究所。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片学术净土，还是一片精神高地。

　　“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他说，“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作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