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开幕。

　　2017年11月23日，全国律协举行例行发布会，首次邀请地方律师协会负责人发布相关事项。

　　葛明昌参加1981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时用过的公文包。 受访者供图

　　1987年，葛志伟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学员闭卷考试的准考证。 受访者供图

　　法律援助律师到基层开展普法宣传。郑洁 摄

　　自2017年3月成立以来，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共收到维权申请72起。

　　从1979年的212人到如今的36.5万多人，律师制度恢复39年来，中国律师数量增长了1644倍；

　　从国家工作人员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几经变革，律师这个职业的定位越来越清晰；

　　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代理公益诉讼案件……律师群体在各个领域推动着国家的法治进步。

　　如今，站在墓碑这头，律师葛磊对同样是律师的祖父葛明昌说：“一代律师有一代律师的使命。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去年的5月18日，中国律师博物馆在北京正式揭牌。

　　而后，一份《共建“中国律师博物馆”倡议书》发布：“……诚邀史学专家、律师制度研究工作者、广大律师同仁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提供可供收藏和展示的中国律师的史料、文物、实物资料和照片并附说明……”

　　很快，博物馆收到了0001号藏品——一个公文包，一张准考证。

　　捐赠者是一个叫葛磊的律师。公文包是他爷爷葛明昌参加1981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时用过的，准考证是他父亲葛志伟1987年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学员闭卷考试”的凭证。

　　两件藏品，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

　　律师是和法院唱反调的？

　　1984年12月31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前一天刚下了一场雪，天气格外寒冷。

　　那天傍晚，葛磊的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大爷爷也从老家来了。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等59岁的爷爷葛明昌下班回来，就能开饭了。

　　可等了又等，天都黑透了，这一年的最后一顿饭却迟迟没开始。5岁的葛磊盯着桌上的羊杂汤和炖酸菜，肚子咕咕直叫。奶奶给他盛了一碗羊杂汤，让他先喝。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家门打开，风呼呼地吹进来。葛明昌脸上红扑扑的，喘着气，带着兴奋的语气说：“我回来了！”

　　这顿饭葛明昌吃得非常高兴，和大爷爷还喝了几杯酒。饭桌上，他对家人说：“在办公室又看完了几个案卷，一年到头了，把手头的工作都梳理好，心里才踏实。”

　　这是葛明昌做律师的第5年，也是律师制度恢复后的第5年。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3个月后，司法部宣布：恢复律师制度。

　　在此之前，由于十年浩劫，政法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许多律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律师制度名存实亡。

　　恢复律师制度的号角吹响后，全国从大中城市到各县区相继成立了律师机构，统称为“法律顾问处”，受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

　　葛明昌的二女儿葛杰记得，1979年的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比平时晚。“县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主持法律顾问处的工作。”曾在法院工作了15年的葛明昌对家人说，“我要去当律师。”

　　彼时，22岁的葛杰有些发蒙。她对律师这个职业没有一点概念。

　　“当律师咋能有当法官好呢？”葛杰问道。

　　“你不懂。律师是很高尚的职业。”

　　“律师是干啥的？”

　　“为当事人说话的。”

　　葛杰听不明白。“你去当律师，那不是和法院唱反调吗？”

　　“那可不是。”葛明昌提高了嗓音，“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葛杰还是不懂。葛明昌想了一下说：“就是实事求是。不管你犯了啥事儿，都有法来规定。真没犯事儿，也不能冤枉人。”

　　葛杰还在琢磨父亲的这番话，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对父亲说了一个字：行。

　　就这样，1979年，54岁的葛明昌成了辽宁省26名律师中的一员。

　　这一年，全国的律师人数是212名。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律师。

　　同一年，葛磊出生。25年后，他也走上了律师之路。

　　葛磊后来的同事——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郝惠珍，这一年还在北京当女兵。26岁的她看了一部叫《流浪者》的印度电影，里面的女律师在法庭辩护的一幕带给她的震撼，让她至今难忘。

　　“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律师’的职业！”郝惠珍心里暗想，“我以后也要做律师。”

　　“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1980年，新中国律师在全世界有了一次亮相的机会。这个标志性的时刻，就是审判“四人帮”。

　　1980年11月2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韩学章、张思之等10位律师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次辩护，其作用主要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的张思之如此写道。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通过，新中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告了律师制度的存在。

　　葛明昌也开始了忙碌的律师生涯。

　　在葛杰的印象中，担任建平县首届法律顾问处副主任后，父亲每天不是看案卷、写辩护词，就是接待前来求助的人，“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没有在晚上9点半以前回过家，365天没有休过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休息了，家里也经常来特殊的客人。有的挎着大包，从乡下赶了几个小时的路过来，一进门就抱着葛明昌的肩膀说：“葛律师，帮帮我吧！”葛明昌便把他们请进屋，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1982年春节刚过不久，葛明昌代理了王桂英故意伤害案。

　　因与邻居不睦产生争执，厮打中，王桂英抡起铁镐砸向对方。法院一审判决王桂英构成“重伤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王桂英提起上诉。

　　“今天我以国家律师的身份，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在7页的手写辩护词中，葛明昌从认定伤害案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陈述意见，认为王桂英具有正当防卫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