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爱倩拿着当年领到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执照由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4年颁发。(记者许舜达摄)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图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代经营户冯爱倩(右一)在向顾客推销遮阳帽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右图为:2018年10月25日,78岁的冯爱倩(中)在倾听她的孙子、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杨帆(上)介绍他自产自销的新款袜子(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在浙江义乌,口口相传着一个故事:1982年5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被一个农妇拦住了去路。她大声问他,老百姓穷得没饭吃了,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摆地摊?

　　当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农妇的问话让他深受触动。他认真调研后,决定冒着可能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丢乌纱帽的风险,开放义乌市场。一个享誉全球的传奇市场就此启幕。

　　这个堵住县委书记的农妇,叫冯爱倩。

　　“就算坐牢我也要去说”

　　冯爱倩今年81岁了,精神矍铄,爱抽烟的习惯至今没改。回忆起那段拦住县委书记的往事,她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我是1979年开始做生意的,当时没有办法,加上孩子和老母亲家里一共8口人,靠在农村挣工分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冯爱倩说,那时自己在义乌廿三里、北门街一带偷偷摆摊,靠卖纽扣、鞋带这些“针头线脑”补贴家用。

　　摆摊的条件十分简陋:先在地上放一块塑料布,再把从百货公司批发来的小百货摆在塑料布上叫卖。“第一天到廿三里摆摊,她赚了6元钱。”冯爱倩的老伴杨兴桂说,那是她以前在饭店上10天班的收入,那天她高兴坏了。

　　因为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瘠,义乌老百姓一直有着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外出“讨生活”的传统。当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左”的思潮并没有完全消除,摆摊等行为都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每每碰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查,冯爱倩和别的小贩们只好卷起塑料布就跑,不然摆摊的货物都会被没收。

　　“当时是赶集的时候去摆地摊,一个月9天,但是天天逃来逃去也不是个办法。我想去找找人,找我们县委书记,他是我们的父母官呀,他不管谁管?”冯爱倩说,她在路上见到过谢高华好几次,裤脚一个高、一个低,还穿一件破大衣。

　　别人听说冯爱倩要去找县委书记要求摆摊,吓了一跳,警告她:“你这样要坐牢的。”冯爱倩说,就算坐牢也要去说,我又没杀人放火,又没偷没抢,怕什么。

　　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在义乌县委机关大院外的马路上拦住正要外出的谢高华:“谢书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你管不管?”

　　当时,冯爱倩说的是义乌话,加上心里有委屈语速很快,谢高华并没有完全听懂,但他大致明白了是因为摆摊被查处的事。谢高华没有让工作人员把冯爱倩赶走,而是对冯爱倩说:“不要急,走,去我办公室说!”

　　在办公室里,谢高华问她为什么要摆摊。冯爱倩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家里除了5个孩子,什么都没有。天天去借米,今天吃完一顿饭,明天的米还不知道在哪里。”

　　谢高华说,你困难我知道,但是摆摊不好做的,这是政策规定的。冯爱倩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提高音量,还把手在桌子上拍了拍,“你同意我要摆摊,不同意我也要摆!”说完就要走。

　　这些话触动了谢高华,喊她回来。“后来,我拿出了大重九牌香烟抽,问他要不要,一个县委书记居然要了我的便宜烟,还给我倒水。我们这就开始慢慢聊起来……”冯爱倩回忆道,谢书记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他的烟屁股也放满了烟灰缸。“要摆摊,你就先去摆吧。”谢高华最后说。

　　冯爱倩走后,谢高华立即派了工作组,对义乌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城里的摆摊者进行调查,还开了多次研讨会。“有一次我也进去听了,谢书记很有魄力,说这个市场一定要办,义乌人民太苦了!如果我的乌纱帽掉了,我就回家卖红薯!”听到这话,在角落里的冯爱倩偷偷抹眼泪,一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市场“第一人”和商城“阿庆嫂”

　　1982年,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谢高华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在他主政下,义乌县做出了一个大胆决策:开放“小商品市场”。9月5日,一个设施简陋的市场出现在了义乌县城稠城镇湖清门街头,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

　　同年11月,义乌县政府正式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通告》一出,整个义乌沸腾了。对于冯爱倩这些“地下工作者”一样的经商户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放鞭炮庆贺。义乌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摆摊的人,摊位一直摆到县委大院门口,产品有上千种。

　　从此,冯爱倩也告别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摆摊生活,在市场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也是义乌市场第一个领到营业许可证(现在的营业执照)的商户。

　　许多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在当年确是如此的艰难,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而在一些关键节点,也恰恰是由一些“小人物”去推动。冯爱倩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成了这样的推动者。

　　市场一开放,就意味着解除了套在农民身上的束缚,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便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去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因为在全国率先开放而抢占了商机。到1983年底,义乌市场摊户增加到1000个,日均交易人数超过6000人,市场上3000多种商品销往全国各地。

　　随着形势发展,1984年,义乌抓住时机提出“兴商建县”。第二代、第三代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在1984年和1986年陆续推出。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开始跃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现在更是成了世界小商品之都。

　　市场经营人员增多了,许多事情要他们自己去办,如维护市场秩序、调节交易中发生的纠纷、处理钱物被窃、协助收税……都要有人管。

　　由于诚信经营,热心公益事业,冯爱倩曾先后兼任义乌小商品市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任、中国小商品城治保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商品城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被市场里的商户们亲切地称为“阿庆嫂”。

　　在旁人眼中,担任这些职务是很风光的事。但这些职务都是公益性质,既没有工资,还会影响自己做生意。冯爱倩说,“能为大家出份力,哪怕生意上少挣点钱,也值得!”

　　作为治保委员会副主任,冯爱倩平时要参与义乌市场的综合治理工作。她已记不清自己帮多少失主找回了丢失的钱包,也不记得总共处理了多少起市场里的纠纷。她只记得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对义乌人要严格要求,对外地客商要一视同仁,想方设法留住外地客商的心。

　　“如果把外地客商都吓跑了,义乌市场还怎么繁荣?”冯爱倩说。

　　因工作突出,冯爱倩多次受到表彰。1986年,她被评为全国个协先进工作者。1994年,她被评为全国大市场百佳个体户。

　　作为第一代经营户,冯爱倩对义乌市场有着深厚感情。看到如今的义乌市场万商云集,冯爱倩十分欣慰。对于新生代的义乌市场经营户,她的嘱咐是:不管义乌市场发展到什么阶段,市场经营户们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这样才是经营的长久之道。

　　“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从那么艰苦的时候一路过来,现在义乌把货卖到了全世界,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谈及市场兴旺发展的原因,冯爱倩感慨说:“首先是党的政策好,是改革开放好,没有这些就算老百姓是孙悟空都折腾不出来。”

　　“另一方面是义乌人的创造。义乌人一直靠勤劳发家,过去商户们在家里做加工,从手工到装包,都是自己动手,从晚上做到天亮。”冯爱倩认为,义乌要发展,不怕吃苦的精神不能丢。

　　曾经有一次,冯爱倩到绍兴进货,火车站工作人员说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让她办理托运。当时下着大雨,她站在月台上,手里捏了一个面包,没有雨衣和雨伞,从里到外全部湿透,冷得失去知觉也不肯放弃,连捏在手里的面包被雨泡化了都不知道。就是这样的韧性感动了一个车站工人,让她把货拉回了家。

　　“我们以前为了进货上火车,都要跪下来求人的。因为没有介绍信,经常是有钱也买不到车票。我们就经常钻到座位底下睡一晚,互相开玩笑称为‘特等卧铺’。”冯爱倩说,还有一次她去成都卖货,火车上没有座位,一连站了60个小时,下车后腿肿得粗了两倍。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冯爱倩说,从“鸡毛换糖”到摆地摊,到现在国际化的市场,是义乌人的创造,是义乌这片土地上的“无中生有”,“现在不止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外商也纷纷来义乌,很多外国人还把家乡的饭店也开到了这里,便利他们自己。”

　　“过去的日子太苦了,我想起来就难受得想哭。现在生活好了,我想起来高兴也要掉眼泪。”冯爱倩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和做梦一样。

　　义乌的发展曾有过这样精妙的总结:“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这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缩影?冯爱倩说,无数蚂蚁雄兵一样的老百姓默默践行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模样。

　　“现在这么好,我们心里感激,非常高兴,我们下一代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艰苦奋斗。”好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冯爱倩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