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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花这么多钱在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上。国家免费提供抗艾滋病药物,两项比较贵但又必须做的检查也免费进行。针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有专门的贫困补助。
去年一位农民来的时候身上只有90元,连挂号的费用都不够,午饭也没吃。我赶紧把办公室里能找到的零食都给他吃,大家又一起凑钱,给他回去的路费。第二次他来,还是没带钱,我们只能给他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吃药。
还有一位农民工,一个月赚3200元,其中2800元都要寄回家给他的母亲,养家里的两个孩子。我觉得他穿得挺干净,而他告诉我,他的衣服、裤子、皮鞋都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是迫切需要国家帮助的人。
很多患者会因为艾滋病丢掉工作,但很少人会打官司,因为很难取证。他们往往是先被分配更少的工作,慢慢收入减少,自己就离职了。我觉得去打官司的人都是特别勇敢的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情绪会很低落,来门诊的时候都看得出来。要允许他们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累、很苦。我们会告诉他,他没有做错什么。
近几年,因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是我们科的主要患者源。看有的部门发布的报告,很多人传染原因写的是“不详”,其实是不愿意说起。我们这里几乎见不到“不详”,和病人的关系建立得越好,越能得到真实情况,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讨好他们,他们是出于信任告诉我们。
很多人会把同性性行为单独看做一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们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是给群体贴上标签。传播艾滋病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和性取向没有关系。
一些患者是和父母一起来的,父母关心孩子的婚育问题。曾有一位患者把自己的病情和得病的原因告诉家人,他的父亲知道后,追到我家楼下,一定要与我谈话。在咖啡厅里,他的母亲沉默不语,父亲不断追问,能不能在30岁之前把性取向扭转回来,“不是有种手术,只要切掉小脑的一部分,性取向就正常了?”
包括我在内,很多医护人员一开始接触艾滋病,心里还是会有恐惧的。但当我们和患者有了更多的接触,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一些医生护士告诉我,相比其他患者,艾滋病人是最听话的。
过去,很多医院和科室都拒绝给他们做手术。但现在,艾滋病患者被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接受。每年,我们会在医院内和医院外做很多场关于“职业暴露”的培训,每一次我做培训时都会问医学生们,你愿意将来给HIV阳性的患者抽血、治疗或者做手术吗?
我看到越来越多人举起手,每一只手都是一盏小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王嘉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