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林正在读曾广贵的来信。严立政 摄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信的抬头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广贵”。像这样的信，王少林老人还有二十几封。薄薄的信纸，传递着厚重深切的情谊，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红三军团一名不到17岁的战士曾广贵，在渡灌江时，因为腿部负伤不能继续赶路。

　　急行军不容耽搁，曾广贵的连长只好将他托付给灌阳县水车村的村民照顾，王少林的父亲王桂清主动接下这件事。“那时父亲家里很穷，但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即使冒着危险，他也要救曾广贵。”王少林说，为了不被发现，王桂清将自己睡的床垫高，曾广贵睡在床底，白天只能在屋里活动。

　　可是曾广贵还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乡政府发现了。乡警抓走了曾广贵，并威胁王桂清交出曾广贵的枪，不然就枪毙，王桂清急了，大声说：“实在没有枪，要枪毙就先枪毙我！”乡警这才放过王桂清。“后来，父亲东借西借，凑了11块大洋才把曾广贵救出来。”王少林说。

　　1935年12月，曾广贵家人来接他回家。“他走的那天，我父亲外出了，两人都没有好好道个别。”

　　回到家乡后，曾广贵凭借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又一封信，却都因“查无此人”被退回。原来，新中国成立前王桂清搬家了，与原住址相隔10多公里。1971年，曾广贵终于打听到王桂清的新住址，马上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多年来的思念与感激。

　　“逢年过节，曾广贵都会写信过来，原本有将近100封信，不小心丢了好多。”王少林一封封展示着信件，“父亲识字不多，每次收到信都让我读给他听，回信也是他念我写。”

　　王少林回忆，曾广贵还会附赠钱物，“他并不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工资也不过30元，但很多次他都寄20元以上。”

　　1996年，曾广贵来到灌阳与王桂清再度见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默默流泪，好久都没有说话。”回忆起两位老人重逢的场景，王少林的眼圈泛红。王桂清去世后，曾广贵仍然每年寄信给王桂清的后代，直到2010年离开人世。两家的后人一直保持联系，让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延续下去。（本报记者 董丝雨 刘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