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本报记者周畅摄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国军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国军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