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3400多公里，郑效瑾还是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云南出现鼠疫病例的消息。

　　9月25日，云南勐海县鼠间鼠疫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该县西定乡一村寨发生鼠间鼠疫，1名3岁儿童被诊断为疑似腺鼠疫病例。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新近一次因鼠疫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出现在去年11月12日。当日，北京朝阳医院突然关闭了急诊楼，两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患者在北京被确诊为鼠疫。北京市为此立即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一号病”——多年来，郑效瑾和同事们一直这样称呼鼠疫。在坊间，鼠疫则有另一个更通俗、也更怕人的名字——黑死病。

　　9月26日，也就是云南勐海县鼠疫通报发出的第二天，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县疾控中心一大早就热闹起来。“秋冬交替是鼠疫容易发生的时期，灭鼠防疫的责任很重，所有人都得上。”作为党支部书记和主任，郑效瑾领导的这家疾控中心有28人，人人都是“猎手”。

　　阿克塞县是甘肃最偏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每年检菌数占到甘肃省的85%以上，有“中国鼠疫菌库”之称。1988年，该县被卫生部确定为“鼠疫全国重点监测点”，全县共判定鼠疫点48个。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多半时间都与这些疫点打交道。

　　清点好服装、设备和药品，猎手队伍向着荒原出发了。捕猎目标是他们的老对手——仅千分之一毫米的鼠疫杆菌。

　　这千分之一毫米的存在，让鼠疫成为我国仅有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另外一种，是霍乱。

阿克塞疾控中心的猎手们在野外“猎捕”鼠疫杆菌。受访者供图

　　鼠疫再现

　　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阿克塞县很大。它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草场、丘陵、戈壁、雪山和海子组成了其3.1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北京市或者一个海南省的大小。

　　鼠疫杆菌很小。即使在放大千倍的光学显微镜下，它也只呈现出非常短小的杆状。但这微小的球杆菌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曾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肆虐，留下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发生鼠疫，让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十四世纪的欧洲，鼠疫直接导致数千万人丧命；明朝末年，鼠疫让山西、陕西和华北地区“十室九病”，许多人早晨染病，傍晚即死去。

　　在如此大的地盘里阻击如此小的病毒，郑效瑾他们的工作，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

　　那一年9月29日，三三两两的汽车、拖拉机在驶离阿克塞县的简易公路上开行着，车轮扬起厚厚的尘土，覆盖在戈壁卵石上灰蒙蒙一片。

　　阿克塞县处于柴达木盆地荒漠与河西走廊荒漠包围之中，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矿产。9月底，是采掘施工队“出山”的时候。按规定，县疾控中心在沿途设卡对车辆进行疫区例行检查。

　　大约中午时分，一辆农用拖拉机在卡点前略微停顿一下，突然轰响油门，急速冲向公路。

　　“必须追！”在拖拉机驶过的那几秒钟，郑效瑾透过弥漫的灰尘和浓烈的尾气瞥了一眼，看见了几位“不速之客”身上油腻腻的衣服。事后回忆，他很感激自己的直觉与职业敏感， “仿佛能闻到他们宰食过旱獭的味道”。

　　追出几百米后，拖拉机被汽车拦了下来。不等郑效瑾他们上前检查，冲卡的人就主动“招了”，“你们别查了，我们着急赶回去办丧事……”

　　拖拉机后的拖车上方横搁着几块木板，木板下平趟着一个人，早已没了呼吸。看了一眼死者的肤色，郑效瑾警觉起来，“极度危险，一个都不能走！”

　　当天，在公安民警的协助下，拖拉机上的5人连同死者被带到了阿克塞“老县城”所在地——博罗转井镇旧址。

　　博罗转井镇地处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饮用水源中还含有超标的放射性元素，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镇。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阿克塞县城迁至海拔1800米、自然条件较好的红柳湾镇。此后，博罗转井镇逐渐变为无人居住的“空城”。

　　一同前往博罗转井镇的还有郑效瑾。当天夜里，在原来的阿克塞县疾控中心废弃的工作室里，郑效瑾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小心翼翼脱去逝者的外套，用手指戳着冰凉的肋骨，寻找心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