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伤痛难平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得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

　　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如今，张玉环以“疑罪从无”原则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两个受害者的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活着，要找凶手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蒙蒙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到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个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得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打破了沉默，“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一直被认定为凶手的张玉环在今年被无罪释放，如今丈夫的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两个被害的孩子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张国武的儿子振荣6岁，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地在一起玩耍。

　　“上午10点来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家门口玩。但我做好午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儿，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找到。村里的人也都帮着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村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子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尸体是舒爱兰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儿子振伟。

　　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她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死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到底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说，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反而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