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生命的有限,有一种急迫感。因为到底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几千年的精灵,透过他们来诉说、来写作,来对着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
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参加活动。韦承金摄
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千百年来流转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植于人们的精魂中,构建起属于国人的诗词宇宙。
百年来,一位“穿着裙子的士”,在动荡流离中被诗词拯救。而诗词,又在她如唱如诉的吟诵中,一笔一字的注解里,重新复活。
如今,透过台湾导演陈传兴的目光,叶嘉莹的百岁一生被搬上了大银幕。它讲述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独”、古典诗词的千年传继,为观众还原了一位真实的“诗的女儿”。
漂泊离乱归原乡,叶嘉莹的“弱德之美”
这些天,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在全国上映,作为台湾著名导演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的终曲,历时三年,拍摄了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知名汉学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命片段。
缘于这个契机,叶嘉莹再次被各个媒体广为报道。而上一次她的名字这样密集出现,还是因为去年“叶嘉莹先生再次给南开大学捐款”的热搜。
前后两次,叶嘉莹为回国后所任教的南开大学累计捐出了3600万元,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是她个人的毕生积蓄,包括了她变卖天津和北京两处房产所得,以及版税和稿酬。
“叶嘉莹先生的一生,就像是风中的芦苇,而不是一棵大树。她的弱德之美,是一种坚持,而不是一种彻底的屈服。就像风暴中的竹子与细草,风暴过去还是一样活着。”陈传兴这样描述叶先生给他的感受。
如王国维所讲,“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漂泊离乱的苦难,伴随了叶嘉莹的一生。亦如陈传兴所说,这是一部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呈现的是一个女人的百年史。
1924年,中华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叶嘉莹出生在北京察院胡同的一个书香世家。虽生于乱世,却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叶嘉莹名字中的“叶”来自“叶赫那拉”。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笑言“可能就和她叶赫那拉氏的血统有关系”。
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叶嘉莹清清楚楚听到了卢沟桥的炮火声。尔后,年少的她经历了丧母之痛,一连写下八首《哭母诗》。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读时,开始师从诗词大家顾随先生,从此与诗词有了更深的情愫。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叶嘉莹与丈夫结婚,并随之前往台湾。“那时候我以为很快就可以回来,所以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想不到,这一走,却别离故土几十载。
在台湾的那些年,叶嘉莹并未得到丈夫的呵护。丈夫被卷入“白色恐怖”下狱后,她一边独自抚育女儿,一边执教研究。1952年起,叶嘉莹开始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执教,白先勇、席慕蓉等一批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成为叶嘉莹的学生。
叶嘉莹叹,“人生如梦”。
上世纪60年代,叶嘉莹从台湾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讲学,与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至上世纪60年代末,叶嘉莹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生活才渐趋安定。
1976年,奢望安度此生的叶嘉莹再次顶头撞上大不幸,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在一次车祸中罹难。叶嘉莹含泪写道:“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丧女锥心后,叶嘉莹开始寻求还乡之路。
1978年,叶嘉莹申请回国教书,此后,她受李霁野邀请来到了南开大学。叶嘉莹将安葬在加拿大的父亲骨灰亦带回了故土,“他一定想回国来的”。
在她的长诗《祖国行》里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之后的几十年间,叶嘉莹以诗为约,共与中国求诗若渴的年轻人们,一道探索古典美的殿堂。“我要把自己一生交给诗词。”
《掬水月在手》北京首映礼。记者白佳丽摄
男性的诗词宇宙里,“穿裙子的士”百年承继
在陈传兴的眼中,过去中国的诗词,是属于男性的宇宙。
“从花间词开始,词里的男性假借女性口吻来说、来写,展示出男性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阴柔、比较双性的一面,透过这个东西可以摆脱掉原本在现实世界、经验世界里面要去承担的‘我是一个士大夫’‘我要正经八百’的东西,整个就放开了,情感就更加流露、更加自由了。而过去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是不用去承担所谓的庞大的、士大夫的那些社会责任的。”
“但叶先生,刚好把这个糅合的过程整个颠倒过来,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男性不再是诗词宇宙的中心。所以她真的做了一个很大的开创,所以我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在这个《百年孤独》中,中国几千年来的诗词重新改写。”陈传兴说。
在拍摄中,陈传兴说他看到了叶先生身上非常阳刚,甚至可以说是雄伟、雄浑的一面。“如果去细读一下叶先生的诗词,事实上她的诗词里是有这一份的雄浑。特别是她在回国后写的《祖国行》,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她有一种家国的、很庞大的情怀在。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数的,因为我们一般读到中国少数几个女词人,大部分都是比较温婉的。”
叶嘉莹写诗词,更承诗词。诗词,就是她面对苦难的庇护所。
《掬水月在手》里有一个细节。在哈佛的图书馆里,叶嘉莹拥有了一片自主的书海天地。图书馆闭馆后,仍能工作到深夜。也是在异国的图书馆中,叶嘉莹潜心研究王国维,直至“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所以才有人形容,叶嘉莹一生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全情投入的研究,让叶嘉莹将历史用诗词串起,将美和善内化于心。让无数的大家也好,普通学子也罢,都追随着叶先生那独一无二的吟诵声,心绪跌宕、婉转情迷,沉浸在诗词的讯息里。
台湾作家陈映真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白先勇也说,他是逃掉了其他的课程,挤进教室去听叶嘉莹先生的课。
叶嘉莹曾说:“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因而,无论是漂泊的日子里,还是归乡后,叶嘉莹一直在播撒着中国诗词的种子。
“叶先生对这个时代所投下的重大影响、贡献,后代人可能会比我们这些跟她同一时代的人看得更深。随着时间的拉远,随着不被时代既有的经验世界所影响,她将影响更多的人。”谈及叶先生对中国诗词的意义,陈传兴如是说。
百年今生,千年承继。虽然“一世多艰”,依旧“寸心如水”。
透过“电影的诗”,留住诗歌的精灵与海上的遗音
大多数人认识陈传兴导演,是因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很早前,陈传兴就有了拍摄叶嘉莹纪录片的念头。2016年,迟迟找不到投资方的他,深感此事不能再拖,遂拿出自己的积蓄开始拍摄。
得益于此,无缘面聆叶嘉莹先生诗词课的年轻人们,透过大银幕上一首“电影的诗”,窥见和体悟叶先生人生一二。
《掬水月在手》是陈传兴“诗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如雾起时》谈的是“诗和历史”,《化城再来人》谈的是“诗和信仰”,在第三部曲的时候,陈传兴回溯到诗词更为本质的层面:通过叶先生和诗词共荣共存的关系,来探讨“诗和存在”的问题。
“从我自己的所知里面,用所谓的电影这种语言,用现当代人已经习惯的影音媒材,希望能够把我关心的课题,我自己的思考,零零碎碎地讲出来。”陈传兴说,这是他拍摄一系列文学纪录片的初衷。于是,包括郑愁予、周梦蝶在内的“精灵”,都这样被影音记录了下来。
陈传兴曾喟叹,惋惜的是,像钱钟书、杨绛、张允和这一代,这么伟大的学人、作家,都没有留下这种影像。张爱玲的著作,电影拍了好多,可张爱玲自己呢?
“我对于生命的有限,有一种急迫感。因为到底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几千年的精灵,透过他们来诉说、来写作,来对着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如果他们不在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理解。如果能够留下片言只语或者零碎的影像片段,那不是更好吗? ”
诗歌的精灵,被叶嘉莹留在了研究里,也被陈传兴留在了影音中。
而看向更远的未来,他们真正想要留住的,是海上的遗音。
影片中,叶嘉莹讲起“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她说,“老去余年更几多”,还不知道能活几年,也许就是旦夕之间的事情。就教大家吟诗,她觉得要把它传下去,所以“剩将余世付吟哦”。她说“遥天如有蓝鲸在”,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
如果有一人听到,便足矣。
“海上的蓝鲸,隔着几千公里传递声音,其实也是传给来世人。这也是诗词美的地方,诗词的精神所在,它是跨时空的,它是超验性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把诗的地位提到那么高,放在思想殿堂里面的原因。”陈传兴说。
在《掬水月在手》的北京首映礼上,影片出品人廖美立忆起了一件小事。她说,叶先生在参加一个活动的前一晚突然说:“隔天我不能出门,因为我担心明天会下雨,那样我会生病,我一生病就不能工作了,可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的吟诵(工作)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做完。”
这一年,叶嘉莹96岁。(记者白佳丽、孙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