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当然，我们不是去旅游的。例如在达拉特旗，我们采访调查了东达蒙古王集团在风水梁地区的治沙扶贫项目，他们种植沙柳，建立獭兔养殖场、刨花板厂、食用菌培育基地等，形成“循环经济”，使数千户农民因此脱贫受益。该集团总裁赵永亮先生是个企业家，也是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不懈努力使往日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令人很开眼界。在额济纳，我们找到对当地历史沿革研究很深的额济纳旗档案史志局局长李靖先生，与他一起探寻1936年我父亲冒险深入额济纳旗采访的足迹，同时揭开《塞上行》一书中的种种谜团。他还提供给我们一些珍贵的史料，帮助我们认识这70多年间额济纳的惊人变化。

　　这次受邀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杨正先生，他正是我父亲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分别在甘肃和内蒙古采访到的两位王爷的后人：甘南卓尼县杨积庆土司的孙子，也是阿拉善达理扎雅亲王的外孙。如果不与杨先生同行，或许到了额济纳旗，我们也只能看看胡杨林了。杨正先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有关内容有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背诵其中语句。一路上与杨正先生交谈甚欢，通过对其蒙藏皇亲家族背景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变迁的正确的理解。两年前，我曾跟随杨正先生前往卓尼寻访我父亲当年的足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杨积庆土司衙门遗址院落已经被改建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看到的当年的遗迹，仅是留下四围的土墙和后院仅存的一棵大树了。据杨正先生的介绍，杨土司在红军过境时，非但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拦截，反而在红军攻打腊子口之前，密令调走守卫其自家粮仓的士兵，有意给红军开放了存有二三十万斤粮食的粮仓。杨土司本人也因“私通共匪”的罪名，后全家人惨遭杀害。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陈永洲事件给记者的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人说刚刚过去的这个记者节是“雾霾笼罩”的记者节，对此你有何看法？

　　范东升：陈永洲事件是非常糟糕的，新闻记者干这样的事，反映出现在一些新闻记者在职业道德操守方面已经没有底线，非常混乱。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

　　回想起我的父亲，我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为什么七八十年过去了，毫不相识的人们还会那样满怀尊敬地记起一位新闻记者和他的作品。记者的职责和使命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根本价值观？让一切回归原点，让理想永不黯淡。”我想我们应该回到新闻业价值观的原点，去想想作为职业记者真正的目的、职责、理想、道德原则到底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作为新闻学院的领导，你觉得该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

　　范东升：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这件事不是说一门课两门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贯彻到整个教学体系里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的问题，做记者首先要知道，你承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职责。我父亲不是学了新闻专业才去做记者的，他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认为办好一所新闻学院，一方面是传承，新闻前辈们的价值、信念、准则、理想决不能丢；另一方面是创新，有国际视野，有前瞻意识，走在传媒变革的前头。

　　我们学院一直强调，新闻专业不仅仅是学会一些技巧。其实技术本身是不断变化的，现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很快，更多的普通人都会用手机拍照片、发微博。将来还会出现今天无法想象的新的媒体技术。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新闻记者的职责的，经过专门的学习、培养和训练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更重要了。比如一些社会上比较重大的问题，要做出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报道，必须是专业人士来承担，而且只有他们能做得好。不论时代怎么变，专业媒体人的作用是不会被替代的。（桂杰  祝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