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最近一次乘坐飞机去日本，这位老人反而对那段更遥远的记忆，印象更深。他至今叫得出那些挖煤工具的日文发音。他以证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当年挖矿的地方，向律师介绍这处让他“仍然感到恐惧”的地方。“这是矿区”，“这是我们居住的华人寮”。老人抬起手指着前面：“拐过弯有一口井。”

　　70年前，他被迫在这里挖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被送回中国。但张世杰并不认为这事就这么算了。

　　在即将到来的开庭中，他将要求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并在中日多家媒体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并承担广告费，“简单一句话，让他们赔”。

　　自从去年因脑溢血住院，这位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现在，他醒着时都在家读书看报。

　　2007年，他还能够独自飞去日本出庭。他在证人席上大声讲述自己的经历，“比现在记忆力好得多”，也“有条理得多”。

　　日本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了日本企业逼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法院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免除了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

　　张世杰的女儿回忆，那一次，父亲“很沮丧”，回家后，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

　　他参加了一些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联谊会和索赔组织，和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聚会，互相安慰。他们当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落下了残疾。张世杰在日本矿区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几十年来 “不能吃硬的、冷的”，发作起来“疼得睡不着”。至今吃饭，他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位老人一直奔波在“讨公道”的路上。他写了几万字的回忆录，凭记忆画出矿区的草图，五个孩子零零星星地听他讲述往事。

　　最初他是兴奋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去世，胜诉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

　　小儿子甚至怀疑，父亲的脑溢血时常发作，或许同他因这件事而大起大落的情绪不无关联。

　　但张世杰并没有放弃，这次递交起诉书后，代理律师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以确定老人是否还能够出庭作证。张世杰认为自己“还能行”。他清了清嗓子，让嗓音显得更加洪亮。

　　医生认为老人已经出现阿兹海默症先兆，前几天，在参加完外孙女的婚礼后，老人感到有些疲惫。他开始答非所问，一遍又一遍地，把当劳工时的事儿重说。

　　“这是头一次国内立案，”张世杰抚摸着放在膝盖上的起诉书说，“或许能赢。”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让张世杰对“讨回公道”重新燃起了希望。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手头现有的证据和事实，没有理由不胜诉。”

　　张世杰曾和另一位幸存者一起前往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讨公道之路。一路上，他反复回忆律师的叮嘱：遇到困难，就找中国大使馆。时隔五十多年，再次来到日本的他，尽管觉得踏实了许多，但仍然感到不安。

　　或许他从没有摆脱1944年的夏天。

　　“我本来有很多梦想。”张世杰回忆着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候的状况，但略有些混乱的记忆，又开始扯着他不断重复讲述被抓住时的过程。

　　他描述自己曾带过一种名为 “响圈”的东西，那是一个有活扣的铁圈，套在脖子上，一根长链子把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拴在大门的铁环上。

　　在日本当劳工的那一年中，张世杰曾梦见过自己“跑回去了”。他所在的华人寮的确曾有逃走的人，但都被抓了回来，甚至，有一个逃跑者，因为无法生存，被迫回到了矿区，原来，“山下是大海”。

　　1945年12月，张世杰回到了中国，却仍然没能回家。在北洋大学的校园里，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直到后来在易县负伤，才借机离开了军队，前往北京投靠亲戚，做小买卖维持生计。

　　“一想起来就想哭。”他说。

　　他搬出厚厚的一摞书，包括上下两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老人表示，平时最爱看这些“历史和军事”的书籍。为了这次的出庭，他承认有必要把自己写的“回忆录”再回顾一下。

　　“整个冬天我们都挨饿受冻，身上穿的还是夏天在塘沽上船时发的汗衫儿，劳动了几个月，衣服都磨得破烂了，住的房子是木头片钉的，四面透风，我们在井下挖煤装车的时候还不觉得冷，等收工到了地面以后，立刻就觉得刺骨。”回忆中，长崎的冬天飘着雪花，那几乎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

　　文革期间，因为那段在日本“交代不清的历史”，张世杰被关进了牛棚，隔三差五被批斗。妻子儿女的工作和学业也因此大受影响。

　　“全家上下都笼罩在阴影中。”小儿子皱着眉回忆，“父亲被掳去日本，改变的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同战争年代许许多多遭逢离乱的幸存者一样，张世杰本以为自己会就此平淡地生活下去，没想到多年以后，女儿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寻找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的报道，拿给老父亲看，竟然激起了他讨回公道的念头。

　　张世杰一次次站在了原告席上，现在，他希望即将出庭的是“最终胜利的一次”。他“很有信心”，决定要穿得“整整齐齐”地出庭。

　　他曾经对掳走他的人“恨之入骨”，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那些强烈的情绪渐渐平息，老伴儿发现，张世杰现在越来越“温和”了，提起往事，他不再“破口大骂”。

　　“日本人也有好人。”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想起了曾为掳日劳工索赔而奔走的日本律师，甚至想起了当年在矿井下、还有着恻隐之心的个别日本工头。

　　张世杰现在想要的，是三菱矿业的一个道歉。

　　“还有赔偿。”想了想，他又梗着脖子补充了一句。“真现实啊，”小儿子在旁边开玩笑，张世杰不甘心地嘟囔：“凭什么不赔偿呢？”(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