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杰

　　张世杰想“讨个公道”，已经想了整整70年。

　　他拖着腿，满屋寻找起诉书的复印件，一边喃喃地说着“放哪儿了”，一边快速翻动着客厅桌上的书报。他脊背消瘦，佝偻着腰，身子微微摇晃。最终，老人在床边找到了那一摞厚厚的纸。

　　坐回沙发上，他把已经揉得发皱的起诉书捧在膝盖上，缓缓翻动。里面列着37个原告，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铅笔画了小波浪线。

　　“现在还活着的，就剩下我和牟汉章了，他90多，我也89了。”张世杰轻声感慨。

　　今年2月26日的上午9点40分，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上台阶，出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大厅门口。

　　诉状的原件，交到了立案庭法官的手上。作为一个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张世杰要状告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让他们为我吃的苦道歉赔偿”。

　　这条漫长的告状索赔之路，张世杰已经跋涉了十余年，他三次赴日本，三次索赔无果。一周前，法院立案的消息传来，这是二战中国劳工状告日企首次在国内立案。

　　如果开庭，张世杰将第四次站到证人席上，讲述70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他絮絮叨叨地描述着当年18岁的自己。那时，他还有着茂密的头发，门牙也并未脱落，身姿挺拔，更是祖上三代人里，“头一个识字念书的娃”。他在河北省武强县一所“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里读书，不但是“优秀分子”，还曾帮着老师，做一些抗日的地下工作。如果没有被日军掳走，属于他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尽管在张世杰的小儿子眼里，患有脑溢血的父亲，可能无法站在证人席上，“口齿清晰”地作证，但张世杰本人从未产生过不出庭的念头。

　　他从书架的最上层，小心翼翼地抽出《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丛书中的“第二卷”，整本书书页已然被翻得卷起边儿，从第362页起裂成三瓣。那是关于他的部分。5万字左右的篇幅，铺了整整70页。

　　书的前几页印着采访到的所有掳日劳工的旧照片，其中一页被折了起来。照片上是他70多岁时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记忆力也比现在“好得多”。

　　但他强调自己“还能记得住”，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当初在三菱矿业位于日本长崎的矿坑下，代号是“那那永九永”，指阿拉伯数字7744。

　　1944年6月，张世杰被日军用麻绳捆绑得结结实实、驱赶上一辆卡车，和其他30多人挤在一起，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汽车”。他惦记着家里老婆和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刚成为父亲的年轻人没有想到，他再见到大儿子，将会是五年之后了。

　　他被押到“离家几十里地”的衡水县，被塞进已经挤满了人的10平方米的小牢房，10天后，又连同90来个人一起，被“装进”一节运货的“闷罐子车”，只有一指宽的一处缝隙可容新鲜空气通过。没有人有力气说话，当火车抵达天津卫时，许多人都晕了过去。开往日本的船，在海上行驶了将近两周，最终抵达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港。

　　3月18日下午，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