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7年，84岁的梁匡忠离开了这个自己眷恋的世界。有媒体报道说，海峡两岸最后一个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走了。

　　1946年，为表彰有功之臣，政府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那志良和欧阳道达作为护卫故宫古物南迁的代表获此勋章，而当年17岁的梁匡忠正是在他们两位的推荐下于1941年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员。

　　梁金生说，父亲与四川的感情最为深厚，他在那里成为故宫文物的守护者，也在那里娶妻生子。因为战争中总是辗转漂泊，为了有所纪念，父亲便以所到之地给孩子们取名：长子在峨眉出生，就叫梁峨生；二女是国宝迁徙到乐山时出生的，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也调回北京工作，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儿子，故名梁燕生。

　　梁匡忠后来回过乐山，梁金生和姐姐也于几年前去看那些做过文物库房的地方，“蜀犬吠日。很多乡亲们都记得那时候只要一出太阳，父亲和其他看管员就会把文物拿出来晾晒，以防潮防湿。那时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是件大事，得有警力在四周保护。尤其是书画、丝绸类的文物，本身北方到南方容易潮湿受损，同时还要防白蚁、防鼠类，每一个故宫人都如履薄冰，唯恐它们有丝毫的损坏。”

　　1949年，与父亲分别后，梁匡忠一直留守在南京，参与主持三批留宁古物拣选、装箱、押运的北返工作，直到1953年才调回北京，继续负责相关文物的清点、定名、检验工作，直到2002年彻底退休。

　　1987年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武先生来北京故宫参观，梁金生用繁体字写了封信，拜托武先生转交给台湾的亲人。然而那时祖父祖母都已故去，梁家后人也没有在台北故宫工作的，几经辗转，家书才转交给他住在台南的哥哥梁峨生。

　　第二年，离开大陆近40年的哥哥梁峨生回来叩拜父母。“父亲听着哥哥讲爷爷奶奶去世的经过，很久都没有任何的表情，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现在大哥梁峨生每隔几年就能回一次内地，我们有空也常去台南看他。”

　　梁金生说，父亲就是故宫最最普通的一员，但他们那辈人对于故宫的爱是“从一而终”的。“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在父母身边尽孝，他最大的愿望是分隔两岸的故宫文物能够一起在北京办个展览。”

　　（三）

　　1979年7月9日，30岁的梁金生从内蒙古插队返京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梁家的第五代故宫人。

　　梁金生至今记得刚被故宫录取时，父亲有好几天都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也很高兴。打小给父亲送饭，天天都能穿过故宫，对那里的一切都有深厚的感情。当时家里离故宫很近，第一天上班，我一路骑车只用了10多分钟就到了。看着故宫的那扇大门缓缓打开，还是很不平静的。”一年又一年，骑车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虽然住的地方离故宫越来越远，车程从10分钟变成20分钟、半小时，再到现在的一个小时，但和许多故宫人一样，梁金生一直都坚持着骑车上下班。

　　刚到故宫的时候，他只是工程队的一名普通工人，负责古建维修。1984年，被调到保管部工作，负责故宫15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工作，才有幸见到了爷爷和父亲一起守护过的南迁文物。

　　上世纪90年代梁金生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发现许多文物的编号与北京故宫的老账目一模一样，真是百感交集。故宫副院长李季曾说，梁金生把文物的编号看得比命还重，若想让他销一个号或者增加一个号比登天还难，简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架势。正是在梁金生担任文物管理处处长期间，故宫用将近7年的时间，完成了建院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工作，摸清了家底儿，为180万件（套）藏品配好了身份证。

　　梁金生现在每天依然和过去一样骑着自行车进入东华门，沿着筒子河向北行，经过俗称的“三座门”，拐进树影婆娑的宫廷部，走进自己熟悉的办公室，整理那些别人看起来极其繁琐枯燥的数字。

　　这里离故宫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并不远。每次经过，梁金生都会猜想爷爷梁廷炜1949年押送它们到台湾时的情景……

　　对于即将建成600年的紫禁城来说，梁家五代的故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传奇，不过，其所浓缩的风云激荡亦足以折射出悲欣交集的家国命运。　（图片均由梁金生提供）（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