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静　谢芳　难忘的劳动锻炼

——探访老一代明星的奋斗经历

笔者与老一代艺术家谢芳老师合影。

    1964年，谢芳（一排中）在山西长治县参加劳动锻炼。

    1959年，“林道静”第一次活生生地从小说中走到全国人民面前，让一个武汉中南文工团的演员——23岁的谢芳，一炮走红，荣登上新中国“22大明星”行列，成了“第一代知性女性的银幕代言人”。她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中塑造的林道静、陶岚、竺春花这三个银幕人物形象颇具光彩，感染、教育了几代人，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40多年日月更替，人们提到谢芳时，还常常冠以“林道静”的称谓，可见观众对她的厚爱一直不变。此后她一直没有离开影视圈。

    10多年前一个美丽的仲夏夜，笔者曾在北京香山的一个大型篝火晚会上见到过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她为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表演节目，深情演唱起了《五月的鲜花》、《我心中的玫瑰》等多首歌曲。她爽朗的笑声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那次在央视《流金岁月》电影《舞台姐妹》专题片的拍摄现场，再次见到了这位高龄的艺术家。谢芳老师还给大家露了一手，唱上了一段影片中的经典唱段《年年难唱年年唱》，而且还拿出来了一个“法宝”——定音的小哨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回顾走过的艺术历程，谢芳老师感慨万千。她说：“电影已经伴随我走了一生，也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现在我开始圆梦了……”“圆梦”？“是，是圆梦啊！”说起“圆梦”，谢芳老师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她说：“在我的前半生里，值得记忆的不仅是那些令人目眩心醉的艺术实践，同时也还有那些既艰苦又颇有情趣，也许用如今的观点看来十分可笑，可当时我却是认真进行的‘劳动锻炼’……”

    未成名前当报幕员，走遍了27个大城市

    1951年7月1日，谢芳正式参加武汉中南文工团。“当时还是供给制，进团后每人发一套列宁式的灰布制服，每月生活费是四万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四元左右）。女同志还发有卫生费，伙食由公家供给。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大碗菜，还得站着吃。而我由于从小在家孤单惯了，不好意思，常常面壁而食。刚去无事，我们几个便天天坐在一起读报，学习文化。不久，文工团新址建成，我们便搬到渣甸路一号住下。文工团的房子建造得很不错，院内有灯光球场、小剧场、俱乐部、排演厅、食堂以及单人、集体宿舍。1952年冬天，我刚满16岁，文工团去湖南道县参加‘土改’，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一天的辛勤劳动结束之后，便在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开会。”这些如烟往事谢芳回忆起来依然很温馨。

    1959年，谢芳被崔嵬导演选入《青春之歌》剧组。那是崔嵬导演力排众议的一次冒险决定。

    因为候选的女主角有张瑞芳、白杨等大明星，也有许多颇具实力的新秀，而当时的谢芳仅仅是武汉中南文工团的一名小演员，并不出名。不过，23岁的谢芳并没有让崔导失望，她的表演认真细致，恰到好处。“林道静”这一角色的成功使她一炮走红。事隔40多年后，是不是觉得自己过于幸运了呢？

    谢芳老师坦言：“也不是。影片完成之后，汪洋厂长热情地邀请我在北京过十一。我因思家心切，于9月底就乘火车回到了武汉。当时，我没有想过因为拍片应该享受什么，也不知道在我的前面会有什么等待着我。我只觉得离开剧院久了，急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后的反响，我是事隔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我只记得我的老搭档刘平看完该片后在院子里用湖北话大声地嚷嚷道；‘看到谢芳了，呵，好漂亮的特写镜头啊！’过了些时候，又听说影片在日本上映十分轰动，等等。当时对这一切我并不十分关心。我觉得这只不过是我所完成的一次临时任务，我的希望仍然是多演几部歌剧。我是1951年参加文工团，1953年开始演歌剧，演了七、八部歌剧。像《白毛女》、《刘三姐》、《花木兰》、《小二黑结婚》等。我还给毛主席演过河南梆子戏《柜中缘》。那是1958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视察时，我曾在武昌洪山宾馆演出过。事后，有当时坐在主席身后一同观看节目的同志告诉我说，主席看《柜中缘》时非常高兴，有的地方笑得肩膀都抖动起来了。我还演过折子戏《思凡》。我还报过幕。”

    当报幕员的经历竟也是她梦想之外的事情呢

    那是1956年，领导分配谢芳担任苏联乌克兰舞蹈团访问中国演出的报幕员。“中国接待方面的领队是我们院长骆文同志。他是个文质彬彬的诗人，英语很好。乌克兰舞蹈团的团长则是个中年人。他们代表团里的舞蹈演员有二三十人，分独舞、领舞、群舞演员，有的则是一对夫妻。乌克兰舞蹈团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汉口中山公园的露天剧场举行。在露天里，黑压压的一片，晚上寒风吹过。我用着丹田之气和提高了声音的发声方法向观众朗诵着晚会中每一个节目的名称、内容和演职员的名字。后来，在一次庆功宴会上，乌克兰舞蹈团团长说；‘你的报幕像小鸟歌唱一样，我们为之倾倒’。舞蹈团的乐队指挥还十分感兴趣地问我，‘过过’是什么意思？因为‘共和国’（舞蹈团全称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民间舞蹈团）三个字连在一起念得快了，使他听成了‘过过’了。”

    “舞蹈团跑遍了我们中国的27个大城市，在上海、西安、无锡、郑州、广州、南宁等地巡回之后，最后来到了北京。我跟着跑了27个城市。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跑遍27个城市，不也正好实现了祖国大好河山‘任我游’的梦想了吗！”

    去工地当广播员，是当报幕员的启蒙

    谢芳说当年当 “报幕员”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之前，谢芳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随团参加武汉修建张公堤的劳动，在那儿她担任过工地的广播员。1956年的冬天，她在武汉参加修建张公堤所付出的一切，至今深印在她的脑海里——

    “那是个十分寒冷的冬天，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爬起来，为了节省时间先把《托儿所的早晨》（用作起床信号的乐曲）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然后去刷牙、洗脸，播送当天的日期和头一天写好的宣传稿。记得有一次，我在似醒非醒中信口报出了‘1856’年，顿时引起工棚内一片哄笑声。生活是艰苦的，冬天的水如同冰渣一样，刷牙时半天张不开嘴巴。除了广播，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清晨要撤换掉户外宣传栏上的报纸，那些报纸都是要用自己制作的浆糊给糊上去的。我每次双手都会粘上浆糊，经寒冷的风一吹，两手成了冰棒了。出于年轻人的热情，除了广播工作外，我还主动参加了白天的修建堤坝的劳动。新垫起来的堤坝其堤身软绵绵的，挑在肩上的土沉甸甸的，堤身越建越高，挑着担子走在上面如同踩着棉花一样十分吃力。担子重量分为三级，我勉强可以挑到二级，终究是没有经历过劳动锻炼的人啊，挑担子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在晃动，但自己也得鼓足劲支撑下去。因此，每当休息号吹响时，我便立即一屁股坐在地上，竟再也不想往前挪动一步。”

    母亲送她手织的红毛线袜

    如今，谢芳还感恩地记着母亲的好——因为她来工地之前，母亲亲自给她缝了双厚实的红色毛线袜。

    “上工地前，我的行李包里放着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双棉鞋和一双毛线袜。开始时我还舍不得穿，但劳动一天下来，它们就成了宝贝了。你想啊，一天下来，最难受的要算是我那一双又冷又湿的脚了。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做了合理的安排——上工时，我只穿单鞋、毛线袜，收工后再换上棉鞋。每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工棚，用热水洗了脚，再换上那双十分干净的棉鞋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舒服劲儿，那种温暖和万分满足的心情，我想是世界上任何金钱也买不到的。我至今记得，那双还是在‘土改’时母亲给我手织的红毛线袜，劳动全部结束后，它成了一块‘铁饼’……”那段在工地当广播员的日子很锻炼人，所以她后来在拍摄影片时，无论吃多大的苦，遭多大的罪，她都走过来了。她说，“记得在青岛拍林道静跳海的那场戏时，因为海边水浅，照理人若跃入其中是不可能达到自杀的目的。所以，演员必须从浅水处涉过没腰的海水到一块摄影机已经对好了位置的礁石上去，才能往下跳（倒不是往水里跳，而是往搭在画面看不见的木台子上跳），而且在未跳之前。演员身上所穿的衣服还应是干燥的，所以我还必须将服装顶在头上，等到达那块礁石上之后，再把服装换好等待拍摄。拍这组镜头时，我在海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以至当镜头拍完、我从汽车上（在大轿车的最后一排座位前拉起一块布进行遮挡，这是我拍外景时换服装、吃饭以及休息的最好地方）换好衣服往下走时，突然感到两腿无力，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劳动中的乐趣成最美好的回忆

    谢芳说，知识分子劳动，靠精神的支撑以填补体力的不足。

    例如，在干校每天清晨要整队练习跑步。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一个，她尽量将气息沉入丹田，将步伐放均匀，把注意力放在观看四周的自然景色上，仿佛自己不在跑步，而是在闲庭信步一样。同样，在冬天夜晚值班时，她围着火炉编织毛衣，让自己没有孤独感；在地里去施肥时，她命令自己不去理会它的气味，想着，如果没有它就种不出庄稼；去猪场参加劳动，她观察它们的机灵劲，还给它们取特逗的名字。猪生病了，她听不惯嗷嗷的叫声，自己亲自拿起针管，逢猪必扎，后来还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等活儿。为了节省体力，谢芳决定自己学骑自行车，“二八”的大男车，上去了就下不来，有几次曾跌倒在马路中间，还有一次，连人带车冲到地沟里去了。她回忆说，“干校劳动主要是种植水稻。工序是冬天修田埂，春季插秧，夏日锄草，秋分收粮。冬天修田埂时间比较充裕，每人均摊一条田埂，我们细拍细磨，把每个田埂修得笔直，看上去像工艺品一样。春天插秧时最累，要始终弯腰劳作，往往腿胯之间会疼得上不了厕所。夏日里在太阳下暴晒，水里有小黑虫咬。”

    苦中也有不少的乐趣

    她在她的《我这七十年》一书里这么描述：“一天的劳动全部结束之后，当我拖着半饥饿状况的身子，慢条斯理，晃晃悠悠，在黄昏特有的清新静谧之中，在深凉的暮霭的轻柔怀抱之下，独自一人从山上往山下信步走来时，望望远处的霞光峦影，炊烟，欣慰之余，心中不免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是何等怡然自得的心境啊。

    “我们劳动强度最要劲的一次，算是在虎头山上干活了。队里的青年姑娘们从早上五点钟就下地，直到双手不见五指时才能回来。我常是吃完早饭才去，下午不到完全收工时才回来。虎头山有七沟八梁一面坡。从住地走到劳动地点就已经累得两腿发软、气喘吁吁了。在地里锄草时，一人一垄排开，齐头并进……”这段劳动经历是当年谢芳因在电影《山花》中扮演大队书记高山花一角，曾在大寨生活几个月的美好回忆。

    40多年日月更替，人们提到谢芳时，还常常冠以“林道静”的称谓，可见观众对她的厚爱一直不变，而劳动的故事，让我们更明白她所说的话：“当青春在的时候，就要努力追逐你的梦想……当青春流逝，生命几近尽头的时候，我们要坦然面对，‘笑着走’，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善美的印记。”（彭立昭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