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有情趣的人都是好人
——写在汪曾祺诞辰94周年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诗意的作家，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经历过乱世求学，经历过建国盛世，也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经历如此纷繁复杂，但他笔下的文字却疏朗自然，云淡天清。他笔下有家乡明丽如画的风光，也有淳朴无羁的人情，还有世事无常的艰辛，但这一切，就像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湿了土地，太阳将它晒干，留下了淡淡的水印，拂去表面的忧伤，他的文字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浸透纸背的文人情怀

　　汪曾祺的小说像是散文一般，语言飘逸而有诗情，像是江南清凉凉的风，又像是水乡湿润润的雾霭，在他湿润润、水淋淋的叙述里，独有一份安适的情致，浸透着传统文化的情怀。他写恬淡怡然的情节，也写苦难生活中的故事，写乡下的淳朴少年，也写过身带一官半职的人物，但是他们身上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情趣和文人情怀。

　　汪曾祺小说中的情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人：《岁寒三友》里的画师靳彝甫，全家半饥半饱，还要种几竿玉屏箫竹，夏季在荷叶下养小鱼，冬日养几头单瓣水仙，家藏《秋虫谱》，用祖父留下的泥罐养蟋蟀，三方田黄石章，他爱若性命，在钧窑平盘里还养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

　　这样的上水石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出现了不止一次。在《寂寞和温暖》里，有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桌子是这样布置的：“两本《古文观止》、一套《唐诗别裁》、一函装在蓝布套里的影印的《楚辞集注》……一个深深的紫红砂盆，里面养着一块拳头大的上水石，盖着毛茸茸的一层厚厚的绿苔，长出一棵一点点大，只有七八个叶子的虎耳草。紫红的盆，碧绿的苔，墨蓝色的虎耳草的圆叶，淡白的叶纹。”他的墙上挂着一把剑,这是一件真正的古代兵器，“鲨鱼皮的剑鞘，剑柄和吞口都镂着细花”。爱书爱诗，爱剑爱石，爱草木虫鱼，文人的不俗情趣已经在精致的生活场景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在旧式家庭的熏染中成长

　　汪曾祺的小说中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文人情结，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旧式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作为由本省学政选拔出的文行兼优的生源，贡入京师。据汪曾祺回忆，他的祖父就喜欢喝了酒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背唐诗，这倜傥的风度无疑在汪曾祺心中树立了最初的文人印象。汪曾祺的父亲则金石书画皆通，笙箫管笛俱会，尤其拉得一手好胡琴，他还有一间画室，每逢天气晴和，就会作画。父亲对他影响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不过他的父亲生性随意疏懒，也算是沾染了一点典型的文人“习气”，汪曾祺十几岁时，就与父亲对坐饮酒、抽烟，他父亲的说法是：“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而这种随性的文人脾气不但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还影响了汪曾祺的写作风格。

　　正是这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旧式家庭环境，培养了汪曾祺对于文人雅士情趣的审美，使他的作品常常带有浓厚的古雅趣味：画一张画就要喝二斤花雕的季匋民，作画舒展飘逸，意态像极了谪仙人李太白；一家四口人住在九平方米的房间，高大头还要在屋中悬四盆崖菊，面对批斗他一笑而过，决不耿耿于怀，交代材料字面上不硬顶，而在事实上寸步不让，这和与世无争的高人隐士并无区别；陶生风姿洒落，俊逸不羁，爱菊嗜酒，正是陶渊明的翻版……

　　所以，在汪曾祺这里，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好人”。他说钓鱼的医生王淡人有点傻，冒着生命危险泅水救人，换来一块“急公好义”的匾，为人们所鄙视的败家子治病，管吃管喝管抽鸦片，只因为“不给他治，他会死的”。他笔下的靳彝甫卖了心爱的田黄石章接济朋友，毫不犹豫。而有一位所长不仅虚心求教下级，还体贴关心同事，亲切之至，而且，他最不像所长的地方恐怕还是他在墙上挂剑、桌上摆石。总之，有学问有情趣的人都是好人，这仿佛成为汪曾祺不可打破的逻辑。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的小说中并不是只有恬美没有哀伤，而是作者用他温情的文字抚平了哀伤。《受戒》是汪曾祺最著名的作品，1980年10月，《受戒》的发表令全国文坛为之轰动。这篇小说与上世纪50~70年代小说的讲故事手法完全不同，情节淡薄却充满情味，小说中的人物率性自然，淳朴清雅，明海与小英子之间若有若无的感情让人沉醉，虽也蕴藏着一缕缕可以察觉的苦涩，但仍如身处桃源般恬静温馨。读者感受到了些许伤感和些许遗憾，但同时，最让读者感动的，却是在哀伤之余，隐藏在汪曾祺文字之下的人性天然之美。

　　汪曾祺乐于表现“美”与“健康的人性”。在小说中，他也时常表现出对那些富有情趣的生命的忧虑，但是这种忧虑，最终都被“美”抚平。在《天鹅之死》中，虽然白蕤被工宣队员折磨，左腿受伤，一到阴天就隐隐发痛，但是在作者眼中，“她还是那样美”。同样以“文革”为背景的《皮凤三楦房子》中的两个主人公也经受了游街批斗的苦难，但是他们生性豁达，好养菊花，很有些名士气度，汪曾祺还用调侃的语气说：“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幽默中略有反感之情，但是没有愤怒，因为愤怒早已被豁达消解，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这样的审美倾向就使汪曾祺的小说中弥漫着浪漫的悲悯情怀，汪曾祺自己也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里所谓的“人道主义”，表现在小说中，正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古雅之士的情趣与文人急公好义、急人之急的品性正是悲悯情怀的真实写照。在文化与道德的对应中，汪曾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深深的留恋。他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中，他的文字就像清凉的风，安抚着一颗颗无处安放的躁动的心。（王彤）

　　参考书目

　　《汪曾祺小说》，汪曾祺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汪曾祺著，魏峨编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