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不必降温，而应正确对待

　　记者：现在有一些大学办国学院，许多综合大学开设“国学概论”选课；不少大学面向社会开办研修班，其中不乏“国学讲座”；还有在假日为少年儿童开办的国学少年班，您怎么看待这种“国学热”？

　　张岂之：“国学”原指西周时期由政府办的学校。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科技大量传入我国，称之为“西学”，与此相对的本土文化被称为“国学”或“中学”。我们现在称谓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涵盖了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等学术领域。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择其优者使今人了解，加以宣传介绍，人们的文化生活有此需要，这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应当肯定。于丹、易中天等学者在央视宣讲国学，学术上的问题可以商榷，但他们的宣讲对普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应该肯定。“国学热”的主流是好的，现在也有人讲“国学热”要降温，我认为不是降温、加温的问题，而是正确对待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当今时代谁能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张岂之：我认为媒体上炒作的“国学大师”称号是不妥的。自王国维以后，已经没有所谓“国学大师”。这并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的科举教育，“国学大师”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时代土壤。王国维1927年逝世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科有了新划分，不再按照经史子集划分，而具体分为文史哲，研究趋于专门化，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某一特定领域为研究方向的专家，也就不存在王国维以前以经书为主的国学大师了。

　　应该把母语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记者：现在理工科的大学生看不下去古代的人文著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张岂之：20世纪有一段时间里，记载中国人文精神的书籍进不了学习理工科和社会科学大学生的课堂，也进不了他们的宿舍。这就使得他们在知识材料上缺少了与人生价值观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读不下去，是因为他们认为读了没有用。我举一个例子——杨振宁先生1997年在清华大学一次演讲中说，他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让他读《孟子》，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讲解。他读后得益很多，影响了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立身处世等方面。因此，他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们读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粹。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孟子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理想，有操守，有骨气，有道德，这些被他称之为“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这对做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要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去读《孟子》，这是古典名著，可能有些困难，最好能有老师开出讲解的课程，引导学生们去读。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去写关于中华优秀文化名著的介绍，作为引路，帮助学生们阅读。

　　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们感情的陶冶与疏导，也有重要作用。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从中学时期起就喜欢读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是此文中有几句老是读不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我逐渐明白，范仲淹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感情怎样才能专一而不受外界干扰？这要靠人的信念，用信念去调节感情。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去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学会调节自己的感情。

　　记者：这些年您一直在研究文化素质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借鉴古代的教育理论？

　　张岂之：强调教育的后天功能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传统。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并不忽视“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而其重点则放在后天。例如孟子在“人性善”的命题中，说明人具有先天的良好因子，只要后天勤奋学习，刻苦磨炼，就有可能成为圣贤。荀子在“人性恶”的命题中，说明人先天具有不良因素，因此需要经过后天的琢磨，积累知识，去恶从善，成为圣贤。他们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表明了他们强调后天教育功能的观点。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带来启发。

　　记者：前一段时间您提到英语教育占时间太多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

　　张岂之：在小学和中学应该把母语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现在各级学校学英语的时间都太多。在大学也要根据不同学科，规定学习外语的时数。至于加强母语教育，小学生可以读一点古典的、内容健康的故事，背些古诗；中学生要看一点传世的、经过历史大浪淘沙的好作品；大学生要读一些经典，比如《论语》《道德经》等等。（本报记者 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