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1927年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曾任西北大学校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主编、自著《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春鸟集》《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等著作。

　　人文学术研究犹如“绿色春草”

　　记者：您在上世纪40年代末考入北大，您那一代人读大学时是什么状态？

　　张岂之：我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由于日寇侵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向后方转移。我在陕西城固读初中，后又在重庆读南开高中。我读高中时受课外书影响，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已从昆明迁返北平、天津，这一年夏季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我报考北大哲学系被录取，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我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课，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1946年至1948年，北大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每学期都要抽时间给文学院的同学讲演，他讲《水经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我每次必听，受到一些启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学院请马克思主义学问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来讲学，特别是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给了我很大启发。侯先生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奠定和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的引路人。

　　记者：侯外庐先生对您的学术有哪些影响，说说您最初追随侯先生的那段经历？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我1950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考上了清华哲学系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所有的哲学系都归并到北大。这个时候，侯外庐先生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他要带几个年轻人过去。他跟我谈，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喜欢历史，长安、古都，不得了啊。西北大学是老学校，到古都的一所综合大学去教书，我求之不得。

　　1952年底我到西北大学，第一门课要给法律系的学生讲讲《逻辑学》。法律系是调干生居多，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侯先生重视教学，有一天他抽时间去听我讲课。他说我的原理讲得很清楚，但例子都是教科书上的，没有我们中国古籍里的例子，应该到古籍里面找例子来证明逻辑学的原理，同一律啊，不矛盾律啊，排中律啊，必须对古籍相当熟。我注意了这一点，讲课就比过去好一些了。在教学中的磨炼对我大有好处，所以以后我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不会畏惧，而且自觉地养成习惯，讲东西要注意逻辑，一环一环套下来，不然的话一会天上一会地下，学生怎么听？

　　1954年，侯外庐先生又调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当副所长，所长是郭沫若先生兼任，但郭先生不负责具体工作。后来我就半年做老师，半年在北京跟外庐先生做研究。

　　记者：您有一本书专门谈“中华人文精神”，您如何理解“人文”的重要性？

　　张岂之：所有的科学尖端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生活，无一不是“人”的创造，而最后必须是为“人”服务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学问，即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由此引导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即所谓“人文精神”，亦可视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本根。三千多年前《周易》中就出现了“人文”一词。古代教育家主张用“人文”即文明精神去影响社会，使社会从制度、思想和民风民俗上趋向于文明。中华民族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中贯穿着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我在读中学时就对人文学科有兴趣；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史学人文学科，后来到大学教书，成为人文学科的教师。

　　1997年为配合在大学生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中华人文精神》。写这本书遵循的是人文精神，都是自己的话。我想阐述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的回答是：此精髓可名之曰“中华人文精神”。我将人文学术研究譬喻为“绿色的春草”。“春草”虽然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却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