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简介

　　笔名东尧子，福建光泽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作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后现代的间隙》、《表意的焦虑》等。近期再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形成的变革历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近日当选腾讯文学奖年度批评家。北京青年报记者就当下文学、阅读、大学人文教育等面临的问题采访了陈教授。陈教授说：“现在的孩子无知者无畏，他们问《红楼梦》为什么要读，但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人家会说你发昏了，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这叫对知识的敬畏，我们中国今天对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现在的学生基本没有知识谱系

　　北青报：现在人人都在谈“碎片化阅读”，这对大学的人文教育有什么影响吗？

　　陈晓明：现在是一个经典危机的时代。过去的教育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体化的教育，有价值的正和反，对和错，高和低，先和后。现在完全被打乱了，现在是一个平面化的、碎片化的，互相矛盾的，抵消的，多元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教学就面临一种困扰。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大学中文系，读一、二年级时，学科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基本上知道。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谱系是非常清楚的。而今天的学生，他们的知识谱系都乱掉了。西方大学的教育，这种知识谱系的教育是非常清楚的。

　　《红楼梦》为什么要读

　　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

　　北青报：说到经典的危机，不久前网友评选读不下去的十大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就很气愤，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王蒙的这番言论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家觉得对于文学价值的判断已经多元化了，凭什么说一定要读《红楼梦》呢？《红楼梦》又为何一定好呢？

　　陈晓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他们推翻过去的传统，但他们自己是在传统教育中过来的。他们想到(这些传统)对后面的一种贻害，但推翻的同时也就没有权威，没有经典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存在这种造反有理的潜在心理。陈胜、吴广就是造反有理，一个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它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让这种想法登峰造极。

　　现在的孩子无知者无畏，他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读？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人家会说你发昏了，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就是不能想去问为什么，这叫对知识的敬畏，我们中国今天对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通常“晚熟早衰”

　　北青报：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

　　陈晓明：大学还是要以经典阅读作为基础。但现在的经典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像应付式的，越来越像课程式的阅读。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那么的充满着敬佩，深深地投身其中。现在的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会有一个延后的成熟期。有人说现在的女性34岁才成熟，男的要43岁才成熟，这有点夸大。但我们关于整个知识的成熟变得越来越晚了，变成一种晚熟了，晚熟又早衰。

　　北青报：您在大学里就开过经典导读课？

　　陈晓明：对。学生打基础阶段一定要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经典的知识谱系，而这套谱系是不能够随便摧毁的。如果说你都可以怀疑《红楼梦》要不要读，后面你什么都可以怀疑了，最后你就根本不知道读什么了。

　　视听文明让书写文字受到排挤和挤压

　　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必要

　　北青报：你还提出一种说法，就是“剩余的文学性”？

　　陈晓明：我们不再像20世纪那样文学在社会历史中占据中心地位。今天我们进入一个视听文明时代。在它的主导下，书写文字受到了某种排挤和挤压。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变得更加必要。今天的文学写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文学史留给作家的已经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挑战这种极限。今天的读者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足够宽广的胸怀去容忍剩余文学，去体味剩余的文学性，这才能让我们的文学生命传承，能够在你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一些慰藉。

　　微信是一种对文字的重新拯救

　　北青报：您觉得微信对文学是一种拯救？

　　陈晓明：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我说微信对文学的表达有一种“拯救”的帮助。微博一开始的定位是面向社会，公众化、社会化，微信用于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且很多是一个私密性的交流、一种信任的交流。有时候用微信跟一个朋友交谈，像面对面坐着。我可以没有看到朋友，但是我们都同处在一个圈子。所以，我突然觉得微信既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电子化时代的东西，又是非常前现代的东西，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一种内心，能够和朋友潜心交流。

　　北青报：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走向世界的文学，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但莫言和贾平凹突然间出来，这几个作家太强了，把中国文学一拉，拉回到传统。所以，“50代”这些作家在整个90年代推动了中国文学回到本土，回到乡土。余华、苏童、格非他们转化成个人写作，他们放低了搞现代派的冲动。这样一个变化一直持续到21世纪，整个中国的乡土文学因为出现了几个大师，于是中国文学往乡土、中国历史叙事、个人的经验的道路奔跑。一下达到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上，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一个现代主义的，和西方现代、当代的文学经验的一个连接。

　　这个任务“60代”作家没有完成，落到了“70代”的身上。对这一代作家来说，他们一直在完成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学、现代文学对话的东西。怎么真正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西方文学的经验交融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质变？70后们才四十多岁，门罗写《逃离》时70多岁。现在的文学创作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你很难预料有一代的作家他们在50岁、60岁会做出什么东西。所以，对“70代”作家我是看好的，我觉得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大的裂变要从他们这里产生出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