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血肉相连”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2005年，我国第一次发布了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文保部门的职责，它在本质上和全体民众的文化权益有关，只有全体民众积极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之中，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两个关于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让他感动至今。

　　一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生产劳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27件西周青铜器，他们主动报告文物部门，经鉴定件件都是“国宝”。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开表彰会，邀请这些农民去现场剪彩，他们再回到家乡后就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而且在他们的事迹带动下，随后的4年中，在同一地区又连续出现了11批农民群体发现文物后上交国家的事迹，铸就了震撼人心的“宝鸡农民护宝精神”。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7月，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水，当洪水咆哮着冲毁了当地的一座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时，124名侗族小伙奋不顾身地自发跃入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的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28根风雨桥木构一根都没少，最终使风雨桥得以重建。记者事后采访当地的老人，他们说，这些孩子在风雨桥边长大，保护风雨桥的意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在风雨桥重建后的纪念石碑上，单霁翔特意叮嘱相关文稿起草人员，去掉了那些“感谢某某部门”的客套话，郑重刻上了124名侗族青年的名字。

　　单霁翔说，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在传承和守望中合理利用，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子子孙孙永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