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擅写女性，多部作品中都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老师好美》里的丁佳心老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您想通过她诉说些什么？

　　严歌苓：《老师好美》中的女主人公丁佳心，和我之前写过的女性完全不同。她既是一位老师，又是母亲、情人、朋友、妻子的综合体，我想通过她来探讨，现代社会一个职业老师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现在很多关系是庸俗化的，譬如见了面就亲热地叫“姐”、叫“哥”、叫“美女”什么的，丁老师的身上也模糊了许多身份的关系。这种对传统意义上的老师身份的挑战，究竟好不好，由此生发的感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是带着批判性的。同样的，我觉得现在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跟我们年轻时不同，动不动就说“我爱你至死”。有了手机这样东西以后，脑筋一热就把爱的信号发出去了。在《老师好美》里，我试图召唤一种长在心里的、有着长长潜伏期的感情。

　　文汇报：新作里，您倾注了不少笔墨在两位母亲身上。是否因为母爱的缺位，造成了两位少年内心的渴望？

　　严歌苓：（笑）随着我自己的女儿逐渐长大，我对母爱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做母亲的总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孩子，但又有多少人想到给予的与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否对接？《老师好美》里两个少年的母亲，一个拼命给钱，一个拼命给爱，然而她们的孩子，成了感情的负债者。我想通过写作，抛出这种在当下非常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现在的家长和老师，最常问孩子们的一个问题是“你这样还想不想考大学了”，好像读大学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我们的孩子是如何丧失了选择生活的权利？

　　文汇报：您早年的写作视角，常常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人，我注意到，您最近的几部作品写的都是纯粹中国人的生活和遭遇，这种转变是怎么来的？

　　严歌苓：因为我的丈夫是外交官，我的生活“被迫”不停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移动。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文化不停地让我看到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我越来越深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做到完全地理解对方很困难。我现在常常惊讶于我年轻时怎么就这么狂妄。现在的我不管身在何处，最关心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圈子，即便在柏林也是写中国人在柏林。以前那些作品放到现在写，可能就不会这么去写了。

　　文汇报：前一阵《归来》的热映，促使很多普通读者去看了电影的原著《陆犯焉识》。文学圈里也有评价，说它是您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严歌苓：《陆犯焉识》对我来说是非写不可，不写会死的一部作品。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应该说一半是我的祖父，要写祖父已想了20年。我对祖父的记忆，也是后来听我父亲和上海的亲戚说的，我用想象虚构出来这个祖父。另一半来自一个熟人，他给我讲了生活中的遭遇，我就把这两个世纪老人糅在一起。为创作这部小说我曾多次到青海做调研。

　　文汇报：我注意到您的个人经历，到美国后您专门去哥伦比亚大学学写作，还获得了写作MFA学位，您认为写作是可以“教”出来的吗？

　　严歌苓：我认为，写作是应该被训练的，一切艺术样式都应该经过专业训练，这种训练能使天赋变得更出色。最近，我接受了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女士的邀约，今年10月将去复旦大学的写作班开一周的写作课。

　　文汇报：长久以来，您的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的“香饽饽”，而您自己也参与了诸多电影的编剧，如《天浴》、《梅兰芳》、《危险关系》。您是怎么平衡自己的写作的？

　　严歌苓：我想我是畅销的纯文学作家。我无法成为除我之外的任何一类作家，编剧是一项需要极高技巧的工作，我不太喜欢。只有写小说让我获得完全的自由，畅不畅销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坚持在纯文学的路上走下去。

　　本报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