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兄弟在马识途（右）家中拉手互贺回忆录出版。 马万梅 摄

《百岁追忆》封面。

《百岁拾忆》封面。

　　上世纪初叶，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有一户马姓人家，父亲马和琼，字玉之，其子女按照叔伯兄弟的排行，老三马士弘，老五马识途。一个世纪过去，马士弘已103岁、马识途也满了100岁，这对见证了百年中国历史的亲兄弟不仅依然健在，2014年火热的夏天，兄弟二人又绽放出让人惊叹的生命与智慧火花——双双在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各自的百年“观感”，为四川文坛增添了一道遒劲的风景。

　　7月28日，103年的 《百岁追忆》与100年的《百岁拾忆》在生命的高峰相会。8月4日，两位百岁兄弟的新书还将在成都购书中心举行首发式。

　　与两位百岁老人聊天是一件幸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精彩回忆。

　　这是他在漫漫其修远的长途跋涉中的跫音。这是他为追求遥远而朦胧的彼岸而沉浮沧海的回忆。这是他在近百年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东鳞西爪。他讲的可能不是真理，却是出自肺腑之言。错误的真话远比虚伪的假话要好。这本书不求上榜畅销，能供知音消闲足矣。也许从中可以寻到某些零金碎玉。 ——摘自马识途《百岁拾忆》

　　第一次更新名字、每一段身边故事都是历史

　　记者：家常话，还是从两位老人的名字说起吧。一个“士”、一个“识”，像是同音的辈分字，又颇能代表两位老人的人生特质——职业军人和革命作家。

　　马士弘：如果说到父亲给起的本名，我叫马千毅。马士弘这个名字是我小学老师给起的，《论语》上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一直把这个名字藏着，直到1949年起义后，一切都变了，我就干脆把旧名字也改了，用了马士弘。不过在老家，大家仍叫我马千毅。

　　马识途：我的原名是马千木，高中文凭上就是这个名字。考西南联大的时候，我已经是有多年革命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当时敌人正在湖北、四川各个地方追捕我，不可能再用本名。我就在原来的名字“木”字上边加了一撇，叫马千禾。入党的时候，我用了马识途这个名字，表示自己终于确定了人生的道路，自然是借用了“老马识途”的寓意。

　　记者：许多人从马识途老人的《夜谭十记》了解了过去岁月的风貌，年轻人就算没有读过马老的小说，也通过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知道了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那些故事是真实的吗？

　　马士弘：我们小时候正处在乱世，四川出现了很多土匪，家乡也发生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读小学时，就发生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新任县长来忠县报到，快到县城时不慎落水溺亡，可是这边欢迎仪式已经开始，鞭炮都要点了，怎么办？县长秘书决定冒充县长，县长夫人也同意了。那时，我父亲在县里当议长，假县长还来我家拜会，我见到过。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是讲给五弟听过的，他有心，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

　　马识途：我在做地下党工作时，为了掩护，不断更换自己的职业，当过教员、小公务员和行商走贩……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过交往，认识了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了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为我后来创作提供了素材。

　　百年兄弟情，共筑救国图强梦

　　记者：《百年追忆》中有这样一段：1939年春节，在忠县老家，马家大哥大嫂主持阖家大小团聚。席间老父突然感叹：“此时不知老三、老五在抗日前线情况如何？”全屋戛然寂静，传来母亲的啜泣声。你们怀抱救国图强之志离开家乡后，在那样的动荡岁月，兄弟之情如何维系？

　　马士弘：父亲一度从政，在周边地区担任议长、县长。他一直关心家乡的教育，积极举办教育，鼓励青年人回归校园。他在忠县兴办的“东区初中”，不仅可以读“唐诗宋词”这种千年不变的传统文化，还能看到从广州、武汉寄来的革命杂志和传单。

　　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为了抗日，我决定投笔从戎，转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走上抗日前线，参与了上海淞沪战役、宜昌战役、常德战役、保卫武汉大会战、石牌要塞会战等五大战役。“战士军前半死生……孤城落日斗兵稀”，在无数次防守战斗中经历了各种险情。

　　虽然我和五弟走的是不同的路，但我们兄弟的情分却一直在。1935年，五弟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因为宣传抗日被殴打，被抓进了监狱。我闻讯后从江苏丹阳赶到扬州，在当地工作的军校同学帮助下，把五弟救了出来。1936年，五弟考上了中央大学，恰逢我生病住进了南京的医院，他就每天下课到医院服侍我，直到我痊愈。

　　马识途：1936年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想的是“工业救国”。后来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我离开了学校，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到党训班学习。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三哥自小就和我亲密，虽然他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却是以一个抗日军人自命，在政治上也采取中间态度。我们虽然信仰不同，但兄弟情谊从来没有生分过。1941年中共鄂西特委出事后，三哥奉父命专程到重庆，想尽办法和我取得了联系，护送我回忠县老家隐蔽。

　　马士弘：1949年底，我所在的国民党兵团在成都起义。1950年1月1日，我作为联络官到成都解放军司令部报到。走进司令部，就看到了五弟马识途，真是惊喜交加啊。

　　马识途：从1941年我们兄弟相聚后，一别就是8年。成都解放后，我知道三哥在大学学过经济，认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就介绍他去了成都工商联。从此，他脱下军服，加入了成都的经济建设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