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向往一片“明朗的天”

　　1949年懵懂参军，给我的人生画了一条分界线；我在部队获得的信仰与力量，也帮助我渡过之后人生的难关。

　　“文革”时期，我因为电影《球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关进牛棚。那时过了四十岁的叫做“四十而牛鬼”，我30出头，就被叫做“小牛鬼”。当时，被斗得最厉害的是贺绿汀，我也受到了很大伤害。我被打得脑震荡，百思不解，我明明14岁就参军了，明明是个投奔革命的红小鬼，怎么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呢？红卫兵把我押到家里，打开所有的窗子，叫我自己喊“打倒反党分子陈钢”，叫我自己羞辱自己。这个比什么挨打批斗都让人受不了。我是怀着那样的憧憬去投奔革命去参军的，反过来竟然受到这样的羞辱，当时我甚至不想活了。

　　在那个时期，支撑我活下去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音乐，还有就是我参军的那三个“第一次”。

　　1963年我受到批判时，被送去大别山劳动三个月。劳动期间，我和一个老大爷睡在一间房间。他是一个老红军，因为战争腿瘸了、拄着拐，我管他叫祥爷。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深深感动了我。住在那样破的茅屋里，我每天一早上山去挑柴，100来斤的东西压在肩上，下山比上山更难。路上经过一处白石岭，我叫它“魔鬼的峡谷”，一步步下去，远远就看祥爷站在那里等我。卸下柴，我去挑水，再去推磨。一天的劳动，都是为了一顿饭：一碗面汤加上一根葱。三个月后，我要走了，他不响，悄悄去镇上割了一斤肉，去山里打了一点毛栗子，做了顿栗子炖肉，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至今还记得那肉香。一个参军的老红军，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挺过来呢？山东的老大娘失去了孩子，还为我们纳出了那样的鞋子。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挺过来了，我应该也可以挺过来。后来那么些年，我是个幸存者，我是想着他们、想着老百姓的生活，挺过来的。

　　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是与国家同步的，但是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投奔革命，就觉得是寻找那“明朗的天”，追求过人人平等的日子。知道我14岁参军，很多人都说，1949年你不该那么傻，书不读，香港不去，为什么要去参军呢？但我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们是真诚的，是有信仰的，这样的真诚给了我们力量。中国的老百姓很可爱，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默默过来了。不管什么样的暴风雨和黑暗，永远向往着一个“明朗的天。”

　　信念是真诚的，提高了我的抗压抗震能力，因为常常会想到我所见过的老百姓，想到那些曾经为了高贵的理想献出生命的人。他们的力量，始终给了我一种鞭策和一个提醒。反过来，也给了我们很多反思，那时候我们那种乌托邦式的狂热，是可爱而不科学的，是浪漫但不现实的。1949年，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年代。今天,应该找回的是1949年的理想，那片心中的“明朗的天”。

　　人物小传

　　陈钢，1935年生于上海，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之一。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在校期间与何占豪合作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至今蜚声中外乐坛。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创作了小提琴独奏曲　《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恩情》，以及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等。另著有散文集《黑色浪漫曲》《三只耳朵听音乐》等。

　　采访手记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找到陈钢的办公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几经学校保安与职员的指路，笔者才在校园边缘找到了一条仅够一人通行的“小巷”，钻过去之后，才看见通往他办公室的那条弯曲、狭小的木楼梯，仿佛一座吊脚楼。但一走进这间“办公室”，满目都是白色、绿色、木色的小清新设计。这是一间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房子，30多年前，陈钢就在这里创作与教学，逐渐布置成了现在这样的温馨小屋。

　　采访约在10点，但陈钢老师还是5点多起床，6点钟就出门了。年近80岁的他，看上去至多只是60岁的样子，精神头十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天到晚都是没睡醒的样子？”陈钢问，随即他自己幽默回答：“我们这一代人是吃过苦的，是有信仰的，应该让他们弹钢琴的手，都下地去劳作劳作。”而正是因为这一份信仰，在经历挫折和坎坷的年代，陈钢写出了《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采访期间，谈话几次被陈钢的电话打断。有位老音乐家来电话吐槽，说某大赛上听到的新创曲目，没头没尾，基本的结构都没有。陈钢安慰道，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再管这些糟心的闲事儿。但挂上电话，陈钢却向记者说，这安慰没有用，包括他自己在内，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一些习惯和方式，改也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