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陈凯歌的电影。当时电影一出来，就在北京的电影和文学圈子里传开了，朋友向我推荐了这部电影，它令人如此惊艳，让我一连看了好几遍。而《霸王别姬》是我最喜欢的：从故事到人物，再到历史深度与厚度，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它都令我感到满足。

　　陈凯歌购买了我的作品《白蛇》的电影拍摄权，尽管编剧不是我，但我笃定他是最适合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对于时代的认识、他的人文情怀，以及审美把握应该是最到位的。

　　与陈凯歌合作《梅兰芳》并不是我第一次做编剧。我的第一次编剧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改编我父亲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后来我的小说《少女小渔》电影版权由李安买去，我也参与了改编，再后来是改编我的小说《天浴》，由陈冲执导。

　　与陈凯歌的合作经历至今难忘。在编剧上我一直是糊里糊涂，写好写坏都是误打误撞。跟凯歌讨论剧本的时候，他对戏剧节奏和戏剧冲突既有直觉认识，又是训练有素的。比如他跟我说，一个人在说台词的时候，说的是一句台词，心里想的是另一句话，心里这句话要让观众能感觉到，而动作又跟心理和语言都不同，应该立体化地推进人物塑造和戏剧冲突……我觉得这些观点很有意思。

　　《梅兰芳》的剧本，我大改了四稿，小改了三稿。我的每一稿出来，既有让他肯定的部分，又有让他惊喜的地方，但他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他总是不断地挖掘编剧潜力。我不会“侃”戏，一般讨论不出什么，只能纸上见，不动手写，我的想象力不能够展开。在讨论剧本时，我有时提出的戏路、桥段他会认为不奏效，完成不了设计这段戏剧想要完成的任务。而他自己在剧本讨论的前一天就会做大量笔记，把他想好的戏路理给我听，如果我觉得还有增补，就在讨论时提出来，有时讨论不出结果，他就说，咱们分头再去想想吧。

　　《梅兰芳》对于我是个转折。写完《梅兰芳》，我对于所谓“写戏”就比较有意识了，不再那么凭感觉走了。从那之后，我开始在国内影视界活跃起来。在合作过的导演中，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是最能“榨干”编剧的导演，每写一稿，他们都把这一稿里好的拿出来，再接着“榨”，直到“榨”不出什么了，再亲自操刀，“榨”他们自己。即使在片场，他们俩还是会接着改剧本。

　　我知道陈凯歌心里有很多他一直想拍摄的题材、故事，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拍。我最期待的，便是他镜头下的《白蛇》，那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小说。

　　（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