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让人难过、让人难忘

　　搞文字、做生意，无论干哪行，张贤亮不变的，是积极的生活态度。朋友眼里，他是个性情中人，直率而要强。

　　在戴着“帽子”、背负“成分”的时代，张贤亮去劳改队，把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别的书都被没收了，唯有《资本论》允许被留下。“其实这本书是临走时硬塞进去的，因为很厚，可以当枕头。”张贤亮曾如此调侃。熟读《资本论》，张贤亮不仅为巨著中闪现的文采所打动，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走下去、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在平反之后，由于长时间的压抑，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什么都想干，还曾宣布想办一份报纸。那种跃跃欲试的状态，在当时的作家中挺少见。王蒙与张贤亮都曾担任政协委员，在王蒙的回忆中，张贤亮对参政议政特别积极：“有时，按照会议安排没有他发言，他就马上叫嚷说有话要讲，一定要发言。在这个年龄的人中，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吧？我并不介意，倒觉得他可爱。”

　　因为这份直率，他也惹过不少麻烦，王蒙还曾经帮他解决。用作家梁晓声的话来说：“他的心性里，还有大儿童的那一面。”而他的另一个老朋友、作家从维熙则认为，张贤亮的个性里，“极为真实的一面显得有点任性”。

　　而他的要强也是非同一般。刚得知他患肺癌的时候，王蒙打电话过去问候。谁料到，他并不像一般病人那样“悲情”，反跟老友辩论起来，说“得肺癌跟抽烟根本没关系”——因为王蒙此前常劝他少抽烟。“他就是这样不服输。他的离开，让人难过，让人难忘。”

　　72岁时，张贤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到90岁时方自由，才能说些不可告人的话。到那个时候，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他究竟有哪些话藏在心底？如今，这已成为他留给我们的遗憾。（周志忠　朱磊　周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