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

　　1996年至1998年，彼得·海斯勒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一员到涪陵教书，这段生活让他写出了《江城》。在他看来，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当时还没有通网络。除了少数外国同行，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工。学生饭馆老板，茶楼里的茶客。大量的时间用来学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麻烦的求婚者。同时，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何伟。

　　取一个中文名有多重要？彼得·海斯勒说：和学语言一样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融入，还意味着身份的改变。“非虚构作家有时应该想一想身份。身份不是一个能轻易改的事情，但学习外语是一个改变的方式。”学语言，让他在写《甲骨文》一文时，能用汉语收集更多资料，但他看重的仍然是，看问题角度的改变。”彼得·海斯勒承认，去涪陵之前和离开之时，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已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的他，更有理由确信，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虽然从小立志要当一个作家，但来中国西南这座小城之前，彼得·海斯勒并没有大量读一些西方前辈写中国的书。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所谓西方人看中国链条中的一环。“我只想传达自己最独特最个体的经验。我并不会去比较，别人会怎么写中国。我那时读到并喜欢的非虚构作家，他们写的是美国或其他地方。”

　　同样他也不去想，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笔下的一切，甚至连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知道。“我跟出版社没有什么联系。当时也没有想，我是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只是想记录下我在涪陵的经验。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

　　《江城》初写出来时，他曾寄给一些美国的出版经纪人，回应不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他的书不断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上，甚至成为美国一所大学向年轻人推荐的了解当下中国的必读书。

　　最初的出版波折，对彼得·海斯勒的影响并不大。非要说影响，那就是让他坚定了自由写作的决心。“如果最开始就是出版社委托我来写，就很有压力，而且写起来很不自然。”

　　彼得·海斯勒身处涪陵时，目睹了长征六十年纪念、香港回归以及邓小平逝世，三峡大坝的影响虽未波及，但已在谈论与想象中。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彼得·海斯勒以《江城》一书，做了变迁中的中国的画像。当然，也经历了外来者在融入一座城市时的种种：接纳与排斥、友好与偏见、理解与误解同时存在，而正是在对这不同反应的消化、辨别与理解当中，他完成了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