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平庸个体的命运感

　　在“北京系列小说”之后，《耶路撒冷》是作者重新思考现代性、传统乡土、文化与个体生命经验的精神炼狱。作品写出了命运感，这种命运感不是个体人物一生的遭际与经历，而是大时代中无数平庸个体的命运感。易长安、舒袖、吕冬、杨杰……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物，在《耶路撒冷》“到世界去”的大情境中袒露着时代青年忙乱而琐屑的物质主义生存和无所作为的苦闷——他们是当下“70后”一代自我生存的写照，由此这个长篇中的人物可以当作一代人的文化标本。小说中的初平阳是一个具有文化身份自觉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知识分子被嘲弄的当下，初平阳是独异的，而徐则臣也冲出了内敛低调的写作个性，终于以“记忆是一种责任”的心态来建构自己的文本和风格。《耶路撒冷》带着落拓江湖君莫问的飘逸和旷达，一路为中国青年智识者正名——庙堂家国与市井江湖，都在一代人冷眼热心的胸襟里荡气回肠。

　　小说主人公初平阳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典型人物，他具备当下接受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的诸多特征：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博或者找钱出国，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平面化的毫无戏剧冲突的非典型化人物，然而徐则臣又一次从常态生存入手，剖析个体在时代中肉身与灵魂的挣扎与苦痛。初平阳的返乡是对于水乡风物人情的彻底决裂与破坏——因为他要卖掉祖屋，攒钱去朝拜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象征所谓现代知识与文明的一所大学。

　　因为太急于到达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于是就以出卖大合堂为代价——初平阳和姐姐一起以亲情的名义让自己的父辈彻底斩断和故土的精神联系。初医生夫妇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善良有礼的中国人，溺爱孩子的父母最后给自己解释：不就是两间破屋……同意出售大合堂，只要能够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哪里不一样？家人和家的观念在无形中已经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文化秩序，这集中体现出了父辈在日益逼仄的传统文化处境中的退让，这种退让从容而哀伤。父辈是善良、无奈又带着盲目信任，将未来寄托在子女“到世界去”的行动和信念上的。这种生活时刻发生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无声的土崩瓦解中，在现代线性的时间维度上，奔跑的中国和中国青年从未停下脚步。

　　坦陈智识者的现代文化身份认同

　　“70后”一代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骑墙或者说瞻前顾后的文化姿态，因此才会有初平阳深入骨髓的痛苦。初平阳们了解父辈的忧伤与担心，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带着肉身和灵魂的重负，与最亲密的乡土和家人刻意地制造着远行和离别。汪曾祺的水乡意境在小说的前半部依然有着小提琴般悠扬的旋律，在运河及其两岸飘荡着乡土风俗画的余韵。作为一个阅读者，潜意识里当然更希望作者能够提供更多的运河故事，无关乎当下的边城叙事，难得浮生半日闲的白日梦，看看水乡审美的过去。然而时代毕竟是迅猛的甚至于是破坏性的，小说的下半部也无法坐稳大合堂的气场。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是残酷的。因为在温暖宽厚又逼仄压抑的乡土上，即便是日日家乡鲈鱼莼菜，也无法掩盖一种不能和世界同步的失败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失败感来自于环境、体制、文化、生活方式和个人兴趣爱好等等从宏观到微观的复杂精神体验。

　　由此，初平阳的返乡之旅实质上是一次论证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通过与乡土现实的再次正面遭遇，凸显出了自身与乡土精神的同构与断裂。其同构性在于他对乡土无限的理解与回忆，那种对于大合堂药味的回味，对于父母和运河的体恤，同时也直接目击了乡土被伪古典化的尴尬与黑色幽默。大合堂和老何鱼汤已然逝去，乡愁本身已经伪乡愁化了，所以初平阳大声告诉自己和乡土：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初平阳有着明确的现代性思路，尽管带着犹疑和无限怅惘却依然要“到世界去”，在这样一个目标的支撑下，初平阳具备了当代英雄的悲壮色彩。

　　在当下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当代英雄？一如司马迁所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胸臆在这个时代是匮乏的，坦陈自身精神困境和价值抉择也是弥足珍贵的。正因为初平阳是个始终有着灵魂追问的个体，且在返乡之旅中将这种追问延展至一代青年，于是作品通过文化标本式的人物，抵达时代文化的精神本质。那杀灵魂的消费与欲望尽管无处不在，小说在展现出欲望泛滥和人性冷漠的同时，却赋予初平阳反省自我、他者和世界的心胸和能力，他的当代英雄身份便应运而生。《耶路撒冷》试图勾勒出一个中国青年智识者的代言人——初平阳在精神困境和灵肉迷惘中依然坚定前行，告别乡土却在巨大的悲悯中与乡野芸芸众生异质而同构，清醒而坚定地向着现代性的利刃之尖走去。人物在灵魂下坠的过程中，却能够在精神焦虑中叩问“我是谁”，并且在日益坍塌的伦理文化困境中艰难地重构自身现代个体的文化身份与合法性。

　　《耶路撒冷》坦陈智识者的现代文化身份认同，明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当下写作消平深度至价值混乱，作者往往除却强化混乱的现实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表达。在现实生活流的叙写中，大多“70后”在犹疑和内省的精神状态中遮蔽了自我成长的真实声音，由此在沉默的夹缝中难以抵达真正的自我。徐则臣因为袒露一代青年真实的精神困境，表达同质化个体的时代命运感，从而将写作和自身的价值观、世界观表达贯通，由此他的写作在多声部话语中凸显作家自身强悍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照亮复杂的经验世界，也让“70后”作家告别“在场缺席者”的尴尬，重新表达属于时代新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郭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