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祖亲水,世界上四个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都诞生在河边。北非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始建于公元前32世纪,公元前343年被波斯帝国所灭。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公元前3300年,1600年后,被雅利安蛮族埋葬。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始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729年,亚述帝国摧毁了那里的巴比伦王国。如今,生活在三地的已非原住民,均是外来户,地下的考古发现与地上文化格格不入。

　　唯一存活的智慧老根在黄河流域。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文字,是灵魂深处的民族记忆。同文同种,文化骨血,想离都离不开。从甲骨文、金文一路走来,汉字长成了如今的模样,基因未变。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简繁、文白差别,但没有天悬地隔的差别。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强势民族都有“文化轴心时代”,在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内,突然地、大密度地生成了原创的基本文化体系。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精神财富,世界一直靠轴心思考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燃起火焰,迸发出很多再生题目。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与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又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在先秦时期,诸子相互碰撞使一家之言更周延了,百家相互补充使文化全局更完善了,原型谱系固化为闭环系统,文化核聚变使民族能量成为长久的“集体无意识”,华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想事、说事与做事,只有与洋人深度相处才会发现差别。在先秦诸学中,儒、道、法最显眼,道家对精英文化影响大,法家对政治文化影响大,而儒家的影响是全面的。《中国儒学导论》里说:“‘儒’的问题于中国文化之说不尽,也许就因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始问题’。”这个判断只对儒家有效吗?恐怕可以用于百家之说。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与满族都曾非常强大,但都没出现过文化井喷时期,未经轴心洗礼,后世的成长资源就不充分。

　　美国作家哈罗兰姆称成吉思汗为“人类帝王”。何以有这么夸张的评价?这位蒙古领袖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无一败绩。他们占领了中国、印度北部、朝鲜半岛、中亚细亚全域、俄罗斯大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南部,造成了日耳曼民族大迁移。成吉思汗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自己的牧场,他有一句名言:“装得下,世界就是你的!”毛泽东对此做了结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光会打仗怎么可能长治久安?文治武功缺—不可。武力不强会被打败,文力不强不打自败。武装是暂时的外力,文化是长久的内力。国家强盛靠武力,国家永久强盛靠文力。国学乃国家之学,缺乏想象力,难免沉闷,“新国学”该朝前摸索,应有未来张力,要推崇科学猜想,错了可以证伪,未必比证明价值小。

　　《国粹学报》上写道:“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章太炎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国学真是国家命底吗?汉民族曾被满蒙征服过,国家灭了,国学活着,蛰伏下来,进入冬眠期,保持着苏醒的抗体。渴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桥,延续民族香火,少不了英雄主义。中国精神有刚性,更有韧性。不傻拼,不蛮干,不必争一时之长短,忍者不急,多使暗劲,沉默是金,为而不争,避实就虚,韬光养晦,悄悄做强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伺机东山再起,躲过当下厄运,重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的学生说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理解错了,以柔克刚不是怯弱,而是另类坚强。汉文化是生命文化,能与各种恶劣条件缠斗。中国精神不死,中国就不死。（徐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