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自由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谢冕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谢冕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谢冕已经活了82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么会知道结果？”

　　“谢门”有个“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而馅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活动迄今已办了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十个。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吃下了六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谢冕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在饭桌上觥筹交错，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冕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冕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朝全在《飘落在燕园的一粒种子》一文中写道：“谢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大概是他的诗歌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进他的家门，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仿佛从遥远的丛林中传来的鸟儿的喧闹声，这是先生养的小鸟在欢迎客人呢。每当此时，他便会走到鸟笼前，故意做出教训小孩的样子，高声呵斥：‘这样高声地叫，真是个人来疯。’那些美丽的小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声，低下头去，装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里的水，眼睛却不时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鸟儿们都不长记性，或许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乐观开朗，等到下次客人来时，小鸟们依然如我。谢先生还是像往常一样，当着客人的面高声地训斥它们，小鸟们依旧装作噤了声，埋头去偷听主人与客人们的谈话。”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几年，付出的代价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经常锻炼，我什么都吃，活得好好的。”谢冕洗衣服从不用洗衣机，夫人与他各洗各的，“就爱洗衣服。”先生笑着打趣。

　　谢冕这样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他在北大度过了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谢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谢冕兴奋得绕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诗歌研讨会发言，谢冕总要写出稿子，开会结束后，稿子就可拿去发表，是虚心之人；谢冕兴趣广泛，出差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拿着笔和本详尽记录，勤奋发问，是心细之人；谢冕不搞特权，早年出差，活动主办方考虑他年龄大，特意买了软卧，但他自己又换成了硬卧，老友刘福春说，不同年龄的人与谢冕在一起都会快乐至极，是低调之人；谢冕谦虚谨慎，一次开会，几位年轻人批评诗歌界之怪现象，他笑着回应：“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他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

　　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其坐过来一起聊聊，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诚说，谢冕这20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朋友和年轻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

　　十多年前，洪子诚和谢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访问，那里的领导奉他们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也没有占据什么政治、学术的资源和权力，对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

　　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暖对比，洪子诚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也许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中，收有谢冕的墨迹。先生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

　　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在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点，采访结束。谢冕起身送我到门口，又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嗫嚅着：“素琰怎么还没回来？”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李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