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性自然的书卷气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李长声是一个散淡的人，我虽读其文章甚多，但对他本人却所知甚少。从一些介绍与评论中，大约知道他1949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1988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陆续为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李长声的文章很少刊发在文学报刊上，倒是常见于一些面向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财经甚至是时政刊物的副刊上，在这套丛书的前言中，他就坦言自己是在《读书》杂志上撰写“知日漫录”专栏才被很多读者所熟知的，连我也不例外。他在时下被归为“知日派”，他的文章则多是从人文方面来入手介绍日本的。如此看来，他的写作本身倒是别有意味的，区别于当下流行的种种写作和研究。他的介绍都是随性自然的，是一种私人性的见识和趣味，又或者不必在意文学上的事功，着重的是知识与思想的传达。

　　说到李长声的论述方式与趣味，我以为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下的国人，对于日本怀有爱憎交织的情绪，其原因乃是一方面受到了时下舆论喧哗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某种道德思维的定势，而另一方面则又能从现实细微之中感知到那个民族的优秀一面。李长声在《阿Q的长凳》一文中便论述了国人的这种暧昧态度，颇勾勒出阿Q那种“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的东西”的自怜自慰心态。中国人对于这个一衣带水国家的了解，其实还是相当贫乏的，但更令人难过的是这种态度，正如周作人谈及的“自大心”——盲目自我中心的态度而又不够冷静克制的表达。基于此，李长声愿意以自己的方式来介绍日本，这也是受到了周作人的影响和启发。他在文章《日本论》中称赞周氏关于日本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论”，乃是“持正而卓识”，“比西洋人更进一层”，又说周作人的这些“日本论”多以随笔的形式写出来，长也不过万把字，却都有真见，令人叹为观止。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李长声的“知日”随笔写作，正是延续着知堂老人的路子，其态度、情趣、方式都是如此。

　　李长声的文章做法也是颇受周作人影响的，他将自己的随笔写作归纳为“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也正是知堂文章的真正法脉所在。所谓“知识性”，换一种说法，我以为便是文章中的“书卷气”。李长声谈及自己的这些“闲话”写作，乃是下过很深的功夫，并非只是印象式的文字。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谈任何内容，都读过大量的资料，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却并不掉书袋，不像知堂那样大抄冷僻少见的旧籍，读来常有让人气闷的感觉；相反，李长声的随笔文章，读来十分的清朗和明快。不妨以他的一篇随笔《河豚》为例。文章写日本人喜食河豚的嗜好，却从清人黄遵宪游日时所写的杂事诗入手，从中又引出了宋代诗人苏东坡、范成大以及梅尧臣关于河豚的古诗；在介绍河豚一物之时，又先后以清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日本古谚语、松尾芭蕉的俳句、吉田松阴在狱中所作《不食河豚记》等来闲话佐证；再谈食用河豚一事，用了丰臣秀吉和伊藤博文的掌故不算，又用文人阿城在名作《常识与通识》和香港美食家蔡澜在其书中的相关论述来论及。如此短短一千五百余字的文章，却如此频繁地引经据典，却不刻意抄书，而是全部融化在文章之中，使所读所引成为文章的一部分。

　　清淡而丰腴

　　另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我以为主要是谈论的话题较为平和、细小、有趣，诸如“春画”、“荷风”、“国号”、“假名”、“革命”等等题目，都是吸引读者的话题，并以“谈话风”的论说方式来展开叙述，也就是每每谈论一个话题，便是像友人促膝谈心，娓娓道来，既亲切又长识见。诸如他谈日本的“道”，开篇便论及日本人喜欢把事物名之为“道”，如柔道、剑道、弓道、茶道、书道等等。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接着他在文章中专以“武道”为例，揭示了其命名的历史真实原因，与我们想象的似乎可以到庄子那里去寻找根源的想法大相径庭。实际上，日本人日常并不太说“道”。再如，他谈日本人喜欢用中国的小说经典《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进行再创作，并形成了面目繁多的改写作品，其中便举例了日本作家北方谦改编《水浒传》。这篇改写完成后的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日本司马辽太郎文学奖，但作家竟让中国人心中的打虎英雄武松强奸了他的嫂嫂潘金莲。而究其实，作家只是借用了一下这个中国故事的背景，来进行他自己的个人创作，除了照搬和套用原名，与《水浒传》的内容并无什么太大关系。日本小说作家的这种热衷于改写经典作品的方法，在李长声看来，“也招人厌恶”。

　　学者舒芜曾论及周作人的文章之美，其中有这样赏评：“周作人的小品文的清冷苦涩，并不是‘郊寒岛瘦’那一流，相反的，这种清冷苦涩又是腴润的，周作人说日本作家森鸥外与夏目漱石的文章都是‘清淡而丰腴’，正可移作自评。”我甚为赞同舒芜先生的这段论述，但这其中“清冷苦涩”本就极难达到，且又还要一种“腴润”的文章境界，就更难了。这里的“腴润”，一方面是在内容方面，作家能够胸襟气度宽厚博大，对生活的兴趣广泛、知识广博，对他人的世界能够做到理解和同情，在审美标准上不刻薄、不峻削、不煞风景；即使有辛辣的成分，也是能够将其深深地埋藏起来，并不过分张扬自己的态度和情绪。如果把舒芜先生论述周作人散文的论点用来评价李长声随笔的魅力，大体也是合适的，特别是这种“清淡而腴润”的风格，乃是十分贴切的，倒是在“清冷苦涩”这一方面，李长声似乎又尽量趋于“清朗”，并不刻意追求知堂老人的那种冷涩甚至是迟滞，读后不令人感到气闷，且又有几许明媚之感。（朱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