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 梁

　　当年在德国求学期间，余隆就像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求学时代》中描写的那样，虽然生活清苦，但他始终有那个年龄段人敏感的内心和对身边事物的广泛热情，每天在图书馆念书，在咖啡馆里与哲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聊天。

　　在随后十多年的指挥生涯中，余隆长期奔波于捷克、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地指挥演出歌剧和交响乐，积累了许多经验。而指挥歌剧，也从未因他长年指挥交响乐而疏离或忘却。

　　甚至，在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出音乐会歌剧《卡门》时，余隆还进行了他艺术创造的又一次尝试——他兼任了这部歌剧的导演。

　　余隆说：“世界上的大多数指挥家可能不会在演出歌剧时选择自己兼任导演，这不仅因为工作量会成倍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指挥要跨入一个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带来新的、有时可能是很大的风险，然而一旦成功，会有令人激动的效果，因为音乐和戏剧这两个庞大的领域，会因此而产生融合而统一的构思。”

　　余隆在音乐会歌剧《卡门》中付出的心血，让他的尝试获得成功，赢得了热烈反响。

　　余隆像一座音乐桥梁，将众多世界艺术大师的经典名作带给了中国的爱乐者，也将优秀的中国音乐艺术作品呈现在世界各国爱乐者的面前。细心的乐迷统计过，仅仅是他执掌的中国爱乐乐团，便与近五百位中外艺术家合作过。正是因为他率领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机构的委约，许多世界大师的委约作品才能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进行世界首演。

　　余隆指挥了由他和中国爱乐乐团委约叶小纲创作的中国版《大地之歌》的世界首演，并在全球多次巡演，这是中国作曲家与马勒《大地之歌》跨越时空的对话，创造了中国音乐的崭新历史。

　　因为在推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事业发展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向余隆颁发了年度“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政府向他颁发了“共和国骑士勋章”。

　　在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的那年岁末，余隆开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在庆祝建院七十周年大会上，授予他国内艺术大学首次颁发的“荣誉院士”称号。2013年，余隆荣膺国家级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最高艺术大奖“中华艺文奖”。

　　在恩师黄晓同教授的眼中，余隆是一个追求卓越的骑士。“余隆很有胆识和勇气，于困境中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我曾担心地提醒他‘统帅三军’‘垮台极易’，但他成功了，五周年、十周年，终于跻身世界之林，与国际接轨。运作的效率和经验让他肩挑三个大团，他一跃从单一的音乐指挥成为乐团的建设者、创新者、开拓者，成为社会组织者型的新指挥家。他没有妄自菲薄，而是心存欣慰于众望之中。他成了中国当今指挥家中的脊梁柱。”

　　回望往昔的音乐岁月，余隆感慨颇深：“过去这些年间，我与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创造了很多堪称辉煌的业绩，足迹遍及许多国家。虽然，这一切也带给我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我更热爱的是赢得新的未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慨叹人生最美的瞬间不能驻足，既然如此，何不去创造和迎接新的美妙瞬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中国爱乐乐团年度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刚刚落幕，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逍遥音乐节”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乐团的身影——余隆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奏响了中外音乐经典的动人旋律。

　　夏去秋来，余隆参与创建、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又在无数爱乐者期盼的目光中，第十七次拉开了金色的帷幕。

　　冬日初至，余隆又与格莱美主席尼尔·波特诺一起，登上了为奖掖中国年轻音乐人举办的音乐会舞台，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与美国国家录音与科学学会历史性地奏响了合作的序曲。

　　有人问，同时担任着五个乐团总监的余隆哪有时间读总谱，他每次在指挥台上指挥乐队奏响的旋律是如何深深地镌刻在其脑海中？余隆说：“当年卡拉扬被问及是否太忙，他回答：属于我个人的时间远比别人想象得多，旅途中有宝贵的平静，是读谱的理想时间。”

　　如果了解余隆在音乐之外的惜时如金，就不难想象他在宁静中读总谱时的从容。一次，一本艺术杂志与余隆约好去乐团拍摄封面照片，一上午的乐队排练，他心无旁骛，午间，他还有繁忙的公务，只好等到下午，下午排练中的短暂休息也不便叨扰。直到排练结束，余隆在指挥台前多站了几分钟，匆匆拍完照片，又走进了等待着他的乐团会议室。

　　在余隆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音乐大师李德伦写给他的一句源自古代先贤的话：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每每面壁读之，余隆常有所思，亦有所悟。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余隆把每一天都看做是人生乐章新的序曲，新的乐章，正在他不断地深思、跋涉和创造中开始。（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