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满头银发的加里·格拉夫曼与自己享誉世界的弟子郎朗，在施坦威中国10周年庆典音乐会上联袂弹奏了勃拉姆斯的f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尽管已经86岁高龄，步履也有些蹒跚，但格拉夫曼依然按键如飞，演奏稳健。

　　在中国，格拉夫曼的名字总是与他的学生郎朗、王羽佳、张昊辰捆绑在一起，他对记者笑言，在中国别人介绍他时，都要加一句“郎朗的老师”或者“王羽佳的老师”。

　　格拉夫曼不仅仅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本人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钢琴家，是古典音乐界的传奇人物——出身于音乐世家，7岁考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被誉为“乐坛神童”，50年后又成为该校校长；17岁起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21岁获得列文特里特音乐大奖，此后30年，在世界各地巡演，每年平均超过100场，在各类独奏或协奏音乐会上演奏过钢琴史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惟一与美国六大乐团一同录音的钢琴独奏家；1979年，格拉夫曼的右手受伤不能再弹琴，他不得不把职业方向转向音乐教育，并以惊人的毅力专攻左手演奏的曲目，铸就了音乐史上的“左手传奇”。

　　11月28日，格拉夫曼先生就钢琴学习和教育的问题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教育方式自由还是严厉应因人而异

　　学习并掌握一门乐器几乎是当下中国城市孩子的“标准配置”，对此，格拉夫曼可以说是相当了解。他说，去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称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钢琴，还有5000万在学习小提琴等其他乐器。在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走在中国成都街头的孩子有两类，一类是背着乐器的，显而易见是在学习这门乐器；一类是没背乐器的，那肯定是在学钢琴。

　　很多家庭因为钢琴爆发了激烈的亲子矛盾和冲突，贪玩的孩子不愿意练琴，父母于是就不停督促甚至严厉斥责、打骂。这种“虎妈”式的教育方式与现代教育观念相悖，舆论多有批评，认为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然而，如今功成名就的郎朗恰恰就是这种严苛教育的成果——郎朗小时候，父亲不仅打过他，甚至有一次让他“跳楼”去死。

　　自由宽松和严格管教这两种教育方式，究竟哪个更好呢？

　　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格拉夫曼先生的回答是：“有一定的压力和约束是好的，但很多情况下要因人而异。严厉的教育方式对郎朗是适合的，因为他有天分，而且喜欢弹琴。”

　　格拉夫曼还回忆起自己童年学琴的经历。因为父亲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所以格拉夫曼3岁就开始学小提琴，父亲认为他没有拉小提琴的天分，于是4岁时让他改学钢琴。“七八岁的时候，父亲也经常督促我练琴。比如规定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练琴，3∶05的时候，父亲就会催促我说‘你该练琴了’。”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格拉夫曼现在每天至少还要练琴两个小时，“这只是为了保持一个基本的状态，如果有演出，练琴的时间就会更长。”他说。

　　记者问他，从4岁开始到现在，80多年天天练琴，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想弹好钢琴，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因为自己喜欢，就不会觉得辛苦。” 格拉夫曼回答说，因为喜欢，就能在看似枯燥的反复练习中找到乐趣，比如可以单手弹、双手弹、快弹、慢弹。

　　因此，格拉夫曼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音乐天分或者不喜欢弹琴，就会抗拒学琴，那么，父母就不要再强迫孩子练琴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的施坦威中国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向施坦威亚太区总裁胡斯曼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在钢琴行业工作了40多年的先生，观点和格拉夫曼非常一致：“弹好钢琴，练习是必须的，没有捷径可走。但前提是孩子自己喜欢，如果不喜欢是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