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过来人，曾先生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抨击他所爱戴的巴金。于是，这位性情中人，拍案而起，奋笔直书，予以反驳。文章发表之前，他寄来校样并附下面一信：

　　李辉兄：

　　别来又易春秋，想忙中一切都好！

　　今寄奉由耀明兄将发于《明报》月刊的两篇文章，十月一日出版。于頻是我以笔名批斥朱建国的，他作了回应，看来我得再写文章，对朱打着“清高”幌子，实则贩卖“左毒”的言行痛加驳斥，想来您不会同意他标榜的“新贰臣”标准吧？

　　寄上的文章，我以《谈贰臣传》为题，是排版时的清样，发表时耀明改为《巴金岂是失节的贰臣？》，因复印字迹不清，（传真）所以附上我原题的清样以资对照。

　　……

　　也许我会到了内地打电话与您交谈。

　　祝

　　文安

　　应红均此问好

　　曾敏之

　　98.9.24

　　其间，我们通过电话，聊了很久。

　　在香港发生的这一激烈争论，渐渐平息。

　　十几年已然过去。现实情况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在《随想录》中提出的诸多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因简单、粗暴的贬低，被人们遗忘，更没有过时。相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相，直面历史，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晚年巴金曾以衰老之躯而身体力行，在他们发出的声音里，可以听到巴金呼吁之声的回响。

　　三

　　交友甚广，捐赠数百封文人书信

　　一次意外见到曾先生，是在2009年夏天。

　　我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前往广州文化讲坛做一演讲。演讲结束，才发现九十二岁的曾先生也坐在台下。他告诉我，这些年，他长住广州，看到报纸上的预告，就专门来了。见到高龄的他，居然坐了两个多小时动也不动，我很感动。闲聊几句后，如在香港时一样，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还说，再约几位广州文友。他约好时间，留给我酒店地址。

　　第二天，我如期前往酒店，找到说好的包间，可是空无一人。他没有手机，打到他家，保姆又不会说普通话，无法沟通。我等了好久好久，无奈中只好悻悻而去。几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原来他们去的人多，临时换了一个包间。他们没有想到，服务员未能明白告知我。他忘记带我的手机，大家只能等，等了很久才开席。电话中，曾先生说，他担心我人生地不熟，出了什么故障。对我的爽约缺席，曾先生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这更让我懊恼，愧疚。

　　这便是曾先生，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真诚待人，宽以待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巴金的遗风。

　　2013年，我与曾先生通信最多，主要与他向巴金故居捐献信件相关。

　　年初，我写信给曾先生，并附寄一份新出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副刊上，新开设一个专栏“名家书简”。我知道，他的文坛交往既广且深，一定会有一些有内容、有趣的往来书简。我请他抽时间挑选几封寄来，以为该专栏增光添彩。很快，他就回信，并寄来王辛笛、饶宗颐、白先勇等人写给他的信，让我挑选。

　　未承想，就是这样一次约稿，渐渐延伸为他决定向巴金故居捐献一批书信的大事。

　　曾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将巴金来信，以及已经整理出来的其他数百封文人来信，一并捐献给巴金故居，这一过程还不到一个月。他对巴金的深厚情感，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