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攀岩者那样享受顶端

　　“我很庆幸年轻时的执着。20岁以前，我可以每天练号14个小时。出国后更像是疯子一样地学习，每天17、18个小时地练。练乐器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吃什么、住在哪，条件再艰苦我都不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看，真的很苦很苦。但那会儿，每天只觉得兴奋，充满莫名的能量。”

　　郝杰向记者这样形容：“就像攀岩的人在爬过程中是很享受的，他从来不回头看，只有爬到顶端，才会回头看一眼，居然爬那么高了。就是这种感觉。”

　　德国求学告一段落后，郝杰又买了张机票去美国继续他的长号求学之路。“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小泽征尔首次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时的情景。我觉得波士顿乐团吹的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完成这些技术。所以德国学完，我决定立刻去美国。”

　　到了美国，郝杰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硕士学位。并花了3个月时间，找到了当时美国圈内最棒的低音铜管乐声部———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长号杰·福里德曼，跟着他再读了遍研究生。在校期间，郝杰每年均以优异成绩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多次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1995年，郝杰成为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音乐学院唯一的优秀学生特别奖获得者，并取得了音乐硕士学位。

　　“我很庆幸去了美国，因为在德国求学期间，我解决了音乐风格、颜色上的处理。而技术上的东西，我是在芝加哥解决的。”郝杰坦言。

　　为了一句诺言回到上海

　　论资历，郝杰已享誉海内外，完全可以在美国继续担任美国埃尔卡特交响乐团、美国西南密歇根交响乐团首席长号。然而，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在2000年，作为美籍专家回到中国，与余隆一起组建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该团长号声部特邀首席。

　　这个转变起始于1999年，出国10年，首次回国探亲的郝杰，发现中国经历了变化最快的10年，“人们的思想变化、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之快、之敏感，就好像所有人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这让我意识到，是该考虑回来报效祖国了。”

　　回来探亲时，郝杰就忙着与全国各地的音乐人玩在一块儿，“玩什么？玩重奏。我看到无论是学生、还是职业音乐家眼神里那种渴望的劲儿、学东西的劲儿，都让我不好意思拒绝，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人家。那会儿，我有一个学生，他比我年纪还大，经常在电话里面与我打2小时的电话，他把话筒放在一边，吹号给我听，吹完了问我，老师怎么样？”

　　回到美国，郝杰接到了余隆的一个电话，说要成立中国爱乐乐团，“你是中国铜管届的元老，你也学得差不多了，该回来了。”就这样，郝杰把家搬到了北京，参与了中国爱乐乐团的筹建工作，一直到2009年，将近10年。

　　早在2005年，郝杰已经开始了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生涯。郝杰说：“我在德国读书时与著名作曲家杨立青邂逅，许下了个承诺，回国后，要是杨立青当院长，那我就不吹号，肯定来上海教书。”2000年，在中国爱乐乐团吹号的郝杰，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的电话，“还记得德国说的什么话吗？你是不是该考虑来上海了？”为了这句承诺，郝杰来到了上海。

　　自此，郝杰开始了每周自费“打飞的”的教授生活。他往返于上海、北京两地，一边吹号、一边教书。“这股热情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我是一个蛮积极向上的人。既然学院给我这么好的平台去教学生，每年一批，那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于是，郝杰一飞就飞了5年，“我飞得好辛苦，也积累下了3沓厚信封的机票。有机会可以计算下自己花了多少钱。”郝杰笑道。

　　我的人生刚刚大学毕业

　　2009年，余隆从北京回到上海，担任上海交响乐团总监。

　　“这些机会对我来说都蛮难的。因为每个星期异地跑，学生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大，那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管弦乐系，我是首批西洋乐的元老，所以花了很多精力，确实很辛苦很辛苦。也就在2009年，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终于又把家搬到了上海。”郝杰如释重负地向记者说道。

　　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忆人生的上半场，行进中的追索让这位中国第一长号手感慨万千。　　“其实，在国外求学的那段时间里，心里隐约有股说不清的东西在，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好。可能是一种故乡情，总想参与国内的一些事情。这颗心一直吊着，不踏实。我回来时已经40岁了，但我的人生好像刚刚大学毕业，青春还在。”郝杰如是坦言。（汪承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