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他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那一年张颔已经56岁。上世纪20年代，张颔应时而生。他未生失怙，9岁失恃，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他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纯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张颔调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终于成功地迈进了考古的大门，并成为文博大家。

　　张颔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写文章不是想着反驳别人，而是考虑怎样成一家之言。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论证如过关斩将、步步为营，又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的结论铁证如山、不可动摇。早在1962年4月，张颔发表了论文《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中用大量文献、出土铭文证明器主“于”为“州于”之单称，该器为吴王僚之器，并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容庚在《鸟书考》引用其论点，将该器列为吴国四器之首。因为这篇论文，他与容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张颔很喜欢一首宋代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他说，一堆茅草，看起来一堆，点着了火势也不小，但“轰”的一下就着完了；榾柮就是树根，虽其貌不扬，烧起来也没有明火，但耐久性强。做人、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要昙花一现，别看慢腾腾，可是暖烘烘。张颔常提到的有“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张颔博闻强记，经史典籍、诗词小说，甚至连一些民谣谚语都能熟读成诵，随口背出。1978年11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对于古代筮法参会代表多数不甚明了，当时，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张颔说自己研究过筮法，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还不明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后来，张政烺多次对别人说：“做学问就要像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

　　为研究古籍中的天文学问题，张颔多少年都晚睡早起观察星象，用他的话说就是“读天章”。他曾自拟联语“身在囹圄，放眼宇宙”和“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这是先生真实的生活写照。张颔先生还自制了许多研究仪器和模型，如“旋栻”“授时塔”等。他还运用天文学知识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学中的相关问题，如《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等。1974年4月14日，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在致张颔的信中说：“今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春节前后您在日面上观测到的现象，确是黑子。这几天只有云南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有观察记录，您就是第三家了，实属难能可贵！有些观察资料可补两台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