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海港早晨》点了四姐和我的名

　　这时候四姐在排《海港早晨》，是从淮剧移植过来的，当时还不叫《海港》。最初的本子主要写党组织、老工人教育青年工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暗藏的阶级敌人。江青看过后，认为突出了中间人物，要求修改成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四姐虽然在京剧舞台上表演了几十年，但是对舞台外面，尤其对政治十分陌生。为了演好女支部书记金树英，她到码头去体验生活。没多久，四姐憋不住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码头工人有几个是女的？偏让女人当书记，惹得张春桥很不高兴。

　　一天，我们在演出日场《海港早晨》，说给领导审查。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在后台集合，听“客人”意见的传达，后来才知道是江青。那天，江青对这部戏不满意，指责《海港早晨》是“中间人物”论。批评四姐讲的“《海港早晨》硬骨头难啃”，说她对现代戏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也被点到了，说演得挺好，可是又批评“把唱得好的演员调来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

　　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散去。我陪四姐从后台出来，路上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恐怕完了。我劝她不要想得这么严重，《海港早晨》确实不好搞，说咱们对现代剧没感情，这没道理。四姐摇摇头说：“你不懂。”最后分手时，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讲：“小弟，咱们好自为之吧。”天真的我，还不知童家即将面临的灾难。

　　《海港早晨》、《智取威虎山》这时候都在改编，需要重新选演员，我们童家在京剧院是被冷落的家族，无一人被起用。这段时间，我和南云自己烧饭做菜，倒过了一阵团圆的安闲生活。两人晚饭后经常遛遛马路，看看电影，也算补上结婚前没有恋爱过程的一课吧。

　　江青又来看《红灯记》演出

　　这时候正好碰上中国京剧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有一天四姐跟我说，领导想学《红灯记》。那《红灯记》中演李奶奶的高玉倩改演老旦，就让我也去演李奶奶。我说，那也没问题啊。我想四姐聪明，挺有才能，大嗓也好，什么都能唱，不妨试一试，有活干总比闲在一边好。

　　上海京剧院的《红灯记》，第一个扮李玉和的是沈金波，我在戏里扮演喝粥的群众，只有一句台词：“嘿，硌牙了！”后来沈金波被选中，到《智取威虎山》里演少剑波，李玉和改由小王桂卿担任。他一上升，我也升级了，提升了一步演交通员。再后来，小王桂卿又调到《海港》剧组去演大队长刘大江。可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我提到“李玉和”的岗位上了。

　　导演是中国京剧院的骆洪年同志，以前演小花脸，在《野猪林》里演陆谦，排练中他对我要求极为严格。这个戏上演了，在送行会上他对我说，他看惯了大块头，当时一见我，就想你们上海京剧院没人了，怎么弄个小瘪三来演李玉和。他去跟领导上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京剧院实在没人了，就这块料了。排到最后，他说，没想到你还行。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我确实瘦小，与钱浩亮又高又大相比，我俩反差太大，导演有想法很自然。我至今依旧非常感谢骆洪年导演，没有他，我不可能演好李玉和。排练当中，我找钱浩亮去学，以前我们就认识，在中国戏校是同学。他住在天蟾舞台，去找他时回话说，浩亮同志还没起来呢！那就是不见的意思呀！就拉倒吧，反正咱们就这么演出了。每逢礼拜天休息一天，演六休一。　　1965年《红灯记》上演期间，有一天休息，下午我跟南云说，今天我们就去淮海路溜达一下。我们好久没逛了，就去了。正走过陕西路口，襄阳公园还不到一点，一部黑色轿车“呜”一下开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一看下来的是我们京剧院二团领导李俐同志。她拽着我，就说走走走。我问上哪儿去，她说你别问。我一想，领导拽我走肯定就是有事，就跟南云说，你别紧张，我回得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