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电影是被太多钱噎住了。电影艺术只能与资本共舞，是事实；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独舞，那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电影。如今电影产业扩张，资本过剩，是好事；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假面舞会，那只有死路一条。

　　电影作为文化，电影作为艺术，原本在20世纪中叶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同时是商品，但是文化商品。既然是文化，就必须有文化的内在逻辑，不是商品属性能简单取代。法国政府专门针对电影提出的“文化例外”，意在于此。制作电影当然有商业考量，但这宗商品卖的是文化，是艺术，不然你营销什么？不谈内容，不谈故事，不谈电影艺术，很可能满盘皆输。

　　说这些话的人是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

　　她是一位老师，研究电影、文学、性别和大众文化。

　　她的话经常被媒体引用，在网络上叫好一片，但也非议四起。

　　坐定。戴锦华随手理了理衣服，温和地望着我，浅浅笑意。接着，她把手机设成静音。这是一个细节。另一个细节，来时的路上，我走错了方向，晚到了十几分钟，她发来了一条短信：“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

　　因为这两个细节，这次采访，注定轻松而坦诚。

　　在戴锦华看来，自由始终是相对的，行动也是修为。尽管目前的工作让她紧张、疲惫，但她依旧拥有沉静的时刻，阅读、写作，在旅途中、工作间隙，和学生们在一起时，在种种不自由中保持的思想自由，是必须，也难能可贵。

　　大隐隐于市，如果我不算愚钝，那么戴锦华说的或许便是这个道理。

　　“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

　　去找戴锦华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听说她是一个“有脾气”的人，网上关于她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学术性论文和电影评论，有人说她冷面孔、铁面无私，也有人说她热心肠，真性情。

　　距离2014年的国庆节只有1天了，北大校园静寂。戴锦华的办公室在靠近北京大学东门的李兆基人文学苑，一幢古香古色的中式小楼，推开石狮相守的红漆大门，抬眼一望，戴锦华正站在二层回廊旁，微笑地冲我招手。“我刚刚才搬进来。”走进她的办公室，一间有着老式木棱门窗的屋子，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高高摞起的书和印刷品挤满了书柜，铺满了桌子，甚至堆到了地上。除了书柜上的几张照片，房间再无更多装饰，唯有一些细节，看得出房间主人在繁忙工作中的生活品位。

　　讲台上，戴锦华迅疾得像一场风暴，总是含着笑意，轻松而诚恳，非常骄傲。这骄傲像一束光，让她可以被轻易辨识：她是中国电影理论、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跋涉者，是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

　　戴锦华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巨匠”，却摒弃“深入一个领域直到成为老大”的学界“常识”，频频转向。最近十余年来，她的方向是第三世界研究，同时关注、参与新农村建设，她也自嘲地称为“已告失败的政治经济学转型”。她关心新农村建设，因为农民、农村、农业是国家、民众生存之本，也是现代化模式内解不开的结。

　　不到30岁时，戴锦华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尊为“戴爷”，现在，她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连北大那只著名的哲学猫，也曾光临她的课堂。问及此，戴锦华说，那是她最大的荣幸。

　　用网文里的说法，“女孩愿嫁戴锦华”，因为她几乎满足了她们对“那个他”的所有想象：会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后陪你逛街，“对朋友随波逐流得完全没有原则”；也会以探询的眼光注视着你，一切了然于心悟；说话方式权威，并且，天真又决绝地，始终抱有“不成熟”的梦。

　　但是，戴锦华是个女人。她曾自嘲：Too straight（太直接）。她曾经不知道如何做女人，因为她的一切，都太“大”了。长得太高，学不会轻盈转圜，直来直去，直面挑战。

　　最后，我们谈起了梦想。

　　几十年前，问及梦想，纳博科夫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这是个含情脉脉的回答。戴锦华笑着说，听上去很科幻。科幻的梦近年来正迅速变为现实。而她的梦想，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未来。“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我忽然明白，生命不仅是终点唯一、充满搏杀的漫漫长途，生命还可以是朴素的，温暖的，在洪流中守望着平等与幸福的梦想。

　　安全感是今日世界的匮乏，但安全感的获得，必须自己去寻找和获得：比如，真实的人和人关系；比如，慢下来的、丰满沉甸的生命。

　　尽管在别人看来，戴锦华的生命有着旋风般的速率，但对她自己说来，那是慢下来的内心节奏。是在那一场大病之后，戴锦华开始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