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失去质疑的清醒

　　我30岁才出国，这种迁移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30岁那年我出国考托福，感觉是把自己的根从这片热土上拔了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它们是我的神经，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且略带疼痛。在外面，人家一个眼神都能伤害到你。直到2004年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才完成了我的迁移，基本上把我从中国带出来的一把根须埋到美国的冷土里，而且这片冷土，逐渐让我感受到了温度。

　　离开美国之后，我又到非洲。按理说，有了在美国的经历，我对移民的体验应该不再新鲜。但是，非洲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到非洲以后，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趋于原始的状态。刀耕火种，我问非洲人说，你们怎么不用化肥啊？他们说买不起，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摆脱化肥。为了吃上中国的青菜，我在院子里开荒。他们帮我买了两大口袋化肥，用完第二天，菜地变成了一个焚尸场，所有的青菜都变成灰了。非洲人也不懂怎么用这个化肥，化肥对于他们来说，太贵了买不起。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人们要吃绿色环保、不施化肥的东西。但是，到了非洲你发现，他们根本用不上化肥，买不起。我到美国很多观念，到这边又被洗牌了。

　　有一个非洲小姑娘到我们家做杂工。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酋长，他娶了十几个老婆，但是奇怪的是，每个老婆都要干活赚钱养她爸爸。有一天，小姑娘要去银行处理事。事先没有告诉我，就把我的车给开跑了，让我错过了与别人的约会。我生气地问她，你怎么可以私自把车开跑了？当时，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把我吓了一跳。这种场面早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了。看到这种场景，让我觉得历史倒退回去好几百年。在非洲的一些经历，让我对苦难有了一种切身感受。

　　在美国，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绝对不能发表不平等的、有偏见的言论。而我到了比中国还要落后很多年的非洲，就想起来要写《第九个寡妇》。我之前一直想写记忆中的灾荒，但是没有动笔。一到非洲，看到了许多抽象意义上的苦难，其实，这是一种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和承担的苦难，也让我想到我们特定国情下的苦难。在非洲所居住的两三年间，我完成了好几部类似《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

　　后来，我们到了台湾。我觉得，台湾的中文和大陆的中文，有不少区别。看到台湾的作家写作还是很靠近传统的中文。这样的情况触发了我，用传统的中文写作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当时，我写作了《小姨多鹤》，写了许多日本人的经历。因为在台湾，它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我可以观察、思考。在台湾的日子，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

　　我先生是外交官，我们不断在世界各地行走穿梭。不过，不管到哪里，都不想待太长时间。时间一长，我就会失去质疑的清醒。现在，我是一种在任何主流社会里都不算主流人群的身份，它让我保持着随时提出质疑的清醒。在德国，我会思考，在中国和美国，我也会这样。我永远在对比之下，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在比较的位置上，你能更清楚地认识它、欣赏它，或者批评它。

　　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是处于自我放逐状态之中的一个作家，对此，我非常满足。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让我失去清醒。在其他国家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会让我主动思考中国情形，在对比中形成了我现在的写作风格。

　　演讲现场互动

　　问：您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是有着比较隐忍或者善良性格，甚至，完全可以为男人牺牲自我。您是怎么设计这些角色的？

　　严歌苓：这些女性角色的设定和描写，基本都是参照我的家族中的女性和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孱弱的女知识分子，在爷爷自杀以后，她扛起了整个家庭的大梁，还要照顾她的婆婆。我父亲离家多年，我的母亲也像我祖母一样挑起生活的大梁，养育孩子，照顾她的婆婆。她们不是在表面上的重复，而是内心隐忍的表现。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坚强，甚至比男人更坚强。她们对我的影响很多，很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总会出现她们的影子。

　　问：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写作技巧与讲故事这种之间的平衡？

　　严歌苓：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美，好的语言是好故事的第一步。同时应该有非常适合故事叙述的一种外在形式。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小说，它们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有利于故事的叙述。

　　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我对小说形式的追求。比如，《老师好美》需要一个特殊的形式，就是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用三个主观视角来叙述。形式是小说创作的艺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问：您写的《女房东》灵感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场景。怎么能把一个场景衍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严歌苓：写作时，我特意让自己放松一点，写作前，并不会规划特定的故事情节。像《女房东》这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会把女房东的睡衣偷来，藏在哪儿，发现什么，是我写到后来才萌生的想法。我记得在美国学小说写作的时候，老师最多重复的就是“让它发生”。有时候，从一个故事点会衍生出很多细节，我通常边写边发现，很多情节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问：关于《小姨多鹤》的问题，多鹤很年轻的时候就融入中国社会，为什么在小说后半段，她还保留了民族性，你是刻意保留的吗？

　　严歌苓：十六七岁的多鹤来到中国。从整个的故事叙述下来，她一直以自己民族特点为骄傲，她希望能够生出她的亲人，实际上，她不是一个会完全臣服中国家庭的异族女人。

　　问：你长期从事小说写作还是影视写作？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怎么面对纯文学写作和影像写作的差距？

　　严歌苓：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文学可以描写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人物内心的活动，而影像只能展现出表面的东西。文学和影像写作都需要好的人物设计和非常精彩的语言。对话描写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比如《红楼梦》里的对话就包含着人物性格特色。好莱坞的经典剧作也是这样。所有的对话都能推动故事的发展，行动。一些经典的电影剧本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