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源于真诚的感情

　　中国油画一度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包括早期印象主义简单的感官愉悦。然而绘画给人的不应只是愉悦，只有进入事物的结构方显艺术的伟大。罗尔纯画面中的那种力度是中国几代画家中都非常少见的——无论是鸡冠花、植物、红土系列等田园景象，还是苗族妇女与现代都市人的各种形象。随着后现代艺术的进入，年轻一代画家与中年画家都在迅速转型，在此过程中，艺术家对色彩、对大自然本身的感受都在减弱，中国艺术界很快地经历了美学上的三级跳、四级跳，其激进程度已与世界同步。面对摆脱架上、扔掉画笔的当代艺术潮流，罗尔纯对布面油画的立场一直坚守，这源于他对大自然、对泥土的深情。他说：“我对农民有种特别的感情，我的邻居都是农民，虽然我家里并不种地。”他提醒我们这片几乎快要遗忘的泥土的存在，这片深沉和沉重的土地的存在。

　　我们时时能感受到罗尔纯画面里感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当年凡高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凡高革命性地使色彩变成线条，有强度有力度的线条。罗尔纯也使色彩真正有了块面的质感，有了线条的硬度，而又来源于真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一般中国人对印象派艺术的接受更多偏于像雷诺阿那种对早期光影的抒情，也就是所谓甜美，对后印象派那种强调力度的抒情缺少合格的传人，而罗尔纯的抒情性正是一种有质感有密度的抒情。正如凡高的伟大并不在于技术与色块的强烈冲击，而在于他对神学与哲学的理解，塞尚对物质结构的强调也是基于神学支撑，从而这种抒情本质上是苦涩的，比早期印象派对大自然万物的书写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罗尔纯画面中树的三角形、锥形，树像石头一般的造型以及道路的扭曲与直线的确立，都摆脱了江南那种吴侬软语式的抒情，而获得了画面的深度与力度。

　　人格：坚守艺术本身

　　一位艺术家的人格决定了他的道路能走多远，罗尔纯艺术的价值还在于他的人格高度。西方大师为何地位崇高？在于艺术家与表达对象的合一，甚至是严丝合缝的自我物化，几乎达到了物我两忘的那种境界。从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里往往能看到他们的人格画像。塞尚就是圣维克多山与水果，向日葵痉挛般的燃烧就是凡高的生命。这种精神来源于西方人文主义最根本的一点——认识自我，找到自我，而自我只能通过牺牲、为艺术殉道来实现。中国画家最缺乏这种精神。罗尔纯在这一层意义上与西方大师接近——他把自己搁在湘西的红土、村寨以及广袤的土地与狭长的天空里，融进描绘的对象世界里。

　　罗尔纯是一个孤独者，他虽然也曾以乡土题材作品得过全国美展的各类奖项，但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上。淡泊名利、自甘寂寞，捍卫了绘画的纯粹性。可以说，色彩就是罗尔纯的全部美学、道德以及人性的追求。他那殷红的鸡冠花与弯曲的大地带来人性的感动，他笔下的土地与植物就是在讴歌生命。很难想象，一个人在60岁之后，感情开始爆发，画面那样成熟，形式感如此考究，还具有某种年轻的情感。这100年来，中国绘画界不缺题材，最缺乏的就是情感的强度。这或许是有人说罗尔纯是“东方凡高”的原因，这种称谓是否准确不重要。凡高几乎更改了印象派的修辞，对人类绘画作出了巨大贡献；罗尔纯作为一个绘画大师，能改变中国绘画的面目吗？他就像停留在浅水域的鲸，而那片水域的面积太小，容不下他内心的规模和情感的强度所靠近的那个世界。然而罗尔纯从来就不懂得靠权力学以及利用有效的行政资源，甚至他难于应付一些投机画商的欺骗与隐瞒。

　　对罗尔纯先生的敬意随着我对油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油画百年历史的探寻而与日俱增。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20世纪许多画家命运不济。有人提到“罗尔纯现象”，其意在于说他不幸，但这恰恰是他的幸——他的自我边缘化维持了对艺术本身的坚守，所谓“戏大于天”（北京人艺的名言），绘画大于天，艺术命题具有超越政治历史命题的独特内涵。

　　艺术史永远存在着某种不公平的现象，巴赫当年的沉寂、凡高当年的贫困……这些现象都不重要，真正的艺术家往往领先他所在的时代100年。在美术馆不无寂寥的展厅里，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罗尔纯这位谦卑的绘画大师的存在，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