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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傅雷为何交恶?傅雷出言太重惹恼张爱玲
//www.workercn.cn2016-01-24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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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

  “《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1982年12月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披露了她发表于1944年11月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的内幕。

  宋淇是翻译家,涉猎甚广,与张爱玲、傅雷均有密切交往。1949年后,傅雷一直租住在宋家的房子中,直到自杀。宋淇走上翻译之路,还是傅雷催逼的结果。

  1939年起,傅雷与刘海粟妻子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发生婚外情。张爱玲将此事写成了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为何要对傅雷下刀,他们究竟为何交恶?

  傅雷继承了母亲的刚烈性格

  傅雷1908年生于浦东,家道殷实,据他写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傅雷自述》,傅家原有田400余亩,1948年时还有200余亩。傅雷4岁时父亲入狱惨死,24岁的寡母将其拉扯大。

  傅雷母亲性格刚烈,“常以报仇为训”,所以傅雷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一次傅雷在外玩耍时间过长,母亲要把他扔到河里;因成绩不佳,母亲曾滴热蜡烫他肚皮,由此养成傅雷孤傲、叛逆、暴躁的性格。在小学和中学,傅雷分别被开除过一次,后因参加学生运动差点入狱,考入大学后,又闹着要退学,1927年,母亲只好送他自费留法。

  在法国,傅雷结识了赴欧游学、考察的刘海粟,多次为其担任口译,傅比刘小12岁,但艺术理念接近,结为挚友。

  傅雷赴法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福订婚,但到法国后,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便写信给母亲要求退婚,托刘海粟寄回国内。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并差点自杀,幸亏刘海粟早有预感,私自把那封信压了下来。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同船回到上海,初期就住在刘家中,10月,出任上海美专校长办公室主任,而刘海粟是校长。

  刘海粟请俞剑华来校任教,并在学校走廊中挂出俞的10多幅画,傅雷看到后,立刻下令:“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才气少,收掉!”因两人头天见过面,傅雷看了俞剑华的讲稿,当面说俞只会抄书。刘海粟欲从中劝解,但傅雷并不领情,说:“没有闲工夫和抄书匠啰唆!”

  为打抱不平和刘海粟绝交

  回国后,傅雷与朱梅福结婚,并给她改名为朱梅馥,朱曾说:“婚后因为他(指傅雷)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积极投身抗战宣传,上海美专学生亦得校方允许,每日下午上街。1932年一天下午,傅雷正讲课,学生会主席成家和与赵丹、杨志荣等闯入,质问傅为何不停课,耽误了学生集合。傅称宣传抗战不能影响学业,要他们再等20分钟,讲完课再说,杨志荣一怒之下,打了傅几拳。

  刘海粟认为,此事件导致了傅雷2年后辞职,因1933年10月,当事人之一成家和嫁给刘海粟,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其实,傅雷早对刘海粟不满,源于张弦,张曾随刘海粟赴欧考察,并与傅雷同船回国,出任上海美专西画科的主任,与傅雷关系密切。

  张弦专心艺术,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据学者荣宏君撰文称,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自己跑到别处打麻将,中午回来,在张的作品上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刘却不肯给他涨工资,傅雷常打抱不平,傅雷承认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1933年9月,借母丧之机,傅雷正式辞职,从此靠翻译自养。

  1936年,张弦因“肠炎脱水病去世”,傅雷认为是被刘海粟剥削而死,傅雷和朋友们编了纪念张弦的专辑,请刘海粟资助一点钱,被刘推脱,傅雷拍案大骂,宣布永远不再和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往来。

  论人评艺太不留情面

  1954年,刘海粟与傅雷关系有所修复,但在私人信件中,傅雷称“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还说刘海粟的国画是“野狐禅”。

  傅雷不仅看不上刘海粟,对张大千亦不满,批评道:“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此外,还说“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徐××。”据学者荣宏君推测,徐××即徐悲鸿。

  傅雷受幼年教育影响,待人待己失于过苛。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忍了一分钟,最终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1943年,久已消沉的上海文坛上,张爱玲异军突起, 1944年5月,蛰居上海的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

  在文中,傅雷对张爱玲写作技巧大为赞赏,称:“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傅雷犀利地指出“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活力”,认为张爱玲填补了“五四”以后小说创作的空白。

  然而,在一番褒扬后,傅雷马上批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称其中人物是“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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