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凸凹长义

　　这些年，作家凸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且他的创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不仅在国内各大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还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大公报》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天津的《今晚报》、广州的《羊城晚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中国艺术报》等开有专栏，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和罗马尼亚多国文字。

　　然而一回到房山，凸凹便还原回区文联主席，称呼也变回了长义、史长义。好像作家凸凹是一件外套，回家了便自然更衣。无论他的领导还是下属，一口一个长义长义地叫着，那叫亲切，生怕被外人抢了去。细想，能理解。当年柳青写《创业史》、王汶石写《风雪之夜》，甚至赵树理、浩然，他们深入农村、扎根基层，都属“挂职”，比如浩然老师挂职的是河北三河段甲岭镇的镇长。而凸凹不同，他不是挂职，他生于斯长于斯，从当农业技术员开始，到成为一个乡的副乡长，再到区文联主席的官职，他都是实职。就是说，他在笔耕不辍不断奉献出好作品的同时，肩上还担负着实际工作的另一副重担。

　　放下凸凹，且说长义。

　　他的故乡在距县城尚有百余公里的大山里——佛子庄乡石板房村，即他书中常提到的“石板宅”。童年、少年与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每个人的身心成长时期，同时也是情感胚胎渐次催熟的心灵季节。贫穷甚至吃不饱饭的故乡的乳汁奶大了他的文学心灵：大地的道德，故土的哲理。《故乡永在》出版后引起的余波是，很多人向往“石板宅”这样的故乡,想看看他睡过的土炕。去年春天，一位作家朋友在京城办完事，便与凸凹联系欲见一面，电话中凸凹问道：“老兄想看什么？”朋友说：“你的故乡石板宅。”他多少感到意外，“那里并不好看。”

　　但他还是抽身陪朋友前往。

　　那位作家写道，石板宅小村诚如凸凹所言并不好看，二三十户人家像装粘豆包一样挤在稍显开阔的半山坡上，黄土墙、黑石片“瓦”，河卵石垒成的围墙或木夹障的小院。他带领着我们去看简陋的吃水井、因石而成的土地庙，以及他的亲情印记：奶奶的手把磨，叔叔弃搁在窗台的旧胶鞋，二弟家的废弃灶房，而且土墙上还鲜艳着彩绘的喜字。

　　凸凹的描写是：晚上，母亲问我：“你到哪儿睡呢？娘就这一条土炕。”我说：“除了娘的土炕，我哪儿都不去。”躺在土炕上，感到这土炕就是久违了的母亲的胸怀。母亲就是在这土炕上生的我，揭开席子，肯定还能闻到老炕土上胎衣的味道。而今，母亲的儿子大了，自己也老了，却依然睡着这条土炕。土炕是故乡永恒的岁月、不变的情结吗？这一夜，母亲睡不着，她的儿子也睡不着。母亲很想对儿子说些什么，儿子也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呼吸。其实，岁月已使母子很隔膜了，却仍爱着，像呼吸，虽然有时感觉不到，却须臾不曾停止。

　　怎么又是凸凹了？还是回到长义上来吧。

　　他回忆说，读初中时，要到八里之外的九道河中学就学，每天都要早起晚归，步行十六里山路。那时没有住宿条件，中午要带饭。干粮多为红薯、南瓜、野菜和玉米粥。玉米粥稀可鉴人，只得用塑料网兜儿兜着，小心地在路上走。午饭后就在大桥底下午睡，下午接着上课。因为如此，对学习和阅读有“仇恨般的感情”，益发刻苦。初中毕业后，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房山重点高中——良乡中学，从此，开始了寄宿生活。

　　长义对自己考上的大学并不理想从不隐晦，他说，我没上过正经大学，只是考上了一所农业大学的分校，学的是蔬菜专业。这个专业我不喜欢，但为了解决户口问题，还是要上。因为不喜欢，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看文学的书上，当然一切都是偷偷地进行。但还是被发现了。记得我在课桌下看《红与黑》，被老师发现了，他不仅没收了书，还告到教务处，说我不仅不好好学习，还情调低下。校方让我写检查，我几乎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检查，还冠了题目，叫《我的自白：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家》。不过，我比较正式的文学探索确实是在这所农业学校就读期间开始的。农业蔬菜学让我记住一个理儿：你糊弄庄稼，庄稼就糊弄你。毕业分配时，我没有任何想法，但是我想，我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书店，二是有邮局，有书店我可以买书，有邮局我可以投稿。幸运地，我被分配到了良乡——房山最大的城镇，书店居然有两家，邮局竟然有四所，喜极而泣。

　　长义在发奋读书写作的旺季，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挺重的官职——一乡之长。他把这一转折看作是回报乡亲们的机遇，于是务实苦干，争取多方支持，为乡里修通了一条公路，建起了学校的新校舍。担任区文联主席后，他更感到肩膀上压了重担。他有着一腔赤子情怀，一定要让家乡的文化打个“翻身仗”。他创造性地提出，文联工作既要“顶天立地”（精品创作），又要“铺天盖地”（群众文艺）。在这个理念指导下，他走遍各个乡镇，一个一个地组建起乡镇文联，建构区、乡镇、社区三级文联组织立体覆盖的新格局。新华社《每日电讯》在推出的报道中，称此为“文化大潮中的房山现象”。 他还连续多年牵头举办房山图书节；发动文艺家走进企业、农村和社区，组织名人名家书法作品进校园、相声小品下基层、村民合唱大联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他助推阎村镇争得北京市首个“书法艺术镇”的名号；连续多年策划指导佛子庄“二月二酬龙节”，把房山民俗文化品牌推向京城乃至全国；他广请专家成功实施了“房山文化学”研究工程，为房山众多镇乡编写了20多部地域文化丛书，编纂系列专集6部，总字数达2000万字；他拿出大量时间传帮带，鼓励房山的本土作者多出作品，并多方筹措资金，连续出版“燕都文丛”总计32部，推出“房山作家群”，集中展示房山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并主持推出皇皇一千万字的《房山文学艺术精品大观》，让房山文艺抢占北京文艺的新高地。2011年，他被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称号。2013年6月，他作为北京市唯一人选被国家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文联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是中国文联成立以来第一次覆盖全系统的国家级表彰。

　　好个长义，好个史主席！

　　我写凸凹长义，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他的为人：重情、重义，工作、生活磊落得让人敬重。

　　房山的一位老作家，他加入北京作协比我和凸凹都早，是我们的前辈。晚年退休后坚持写作，却很难发表。我很理解这种郁闷，当看到他写家乡拒马河的一文后，我觉得有基础，就打电话找凸凹商量，让他帮助润色修改，争取见报。不知凸凹是怎么和老作家磨合的，后来寄我的稿子，仍是老作家的口吻，文笔、风格也没有大的改变，但文章却好看了很多，于是顺利发出见报了。后来老作家患病离世后，他的家人告诉我，那张报纸陪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他走得很欣慰。

　　类似的助人、助文，在凸凹是常事。

　　有人说“文人相轻”，凸凹身上全然没有半点影子,他对前辈、同辈甚至晚辈写作者都充满敬意。他对朋友的真诚相待，鼎力相助却并不期回报，赢得了朋友圈几乎一致的口碑。作家徐迅和他都是处在上升期的散文创作的高手，可谓熠熠生辉两颗星，作品经常轮流占据着报纸版面的头条，看似难免有点“较劲儿”。而我知道，他们是相携共进的“铁磁”好友。凸凹在为徐迅新书出版写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读后，有大震惊！他写作的姿态的确很低，无非是写跟他生活有关的一些凡常物事。但是，平静之下，却涌动着万顷波澜，内敛之间，却摇曳着万道华彩——质直的文字之中，无感慨处却处处是感慨，无意义处却处处呈现出意义，幽微与丰富，一如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美好而大有意义。眼下，无论是长义凸凹，还是凸凹长义，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和文学创作的旺年。按照他所学的农业技术专业的说法，当前正是他的“盛果期”。相信拥有故乡、拥有情怀、拥有朋友的凸凹，一定能够在自己认定的文学大道上阔步向前，义无反顾。

　　而文学，已经、而且还将进一步使他幸福盈满。（李培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