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物画是发生最早，成熟最早的绘画题材。魏晋时代已达形神兼备之高度，由于画家受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影响，自宋元以后文人画家多钟情于人化自然物山水花鸟的创作，借山水花鸟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理想，“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鸟即是我”、“我即是鸟”，人物画逐渐衰落或走向民间，即使代有人物画大家，也多借人物形象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视人物是自己某种精神表现的媒介与符号，人与花鸟无异，人物画的这种创作传统被文人画家所继承，杰出的远有唐伯虎、陈洪绶、金冬心，近有任伯年、丰子恺，他们创作的人物画已形成文人画家的文化传统，我大胆猜想矩敏君的《散淡人生系列》画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从他习画的师承关系中可以见得他曾师从海派画家沈子丞，而沈子丞就是取法陈老莲，他还从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和任伯年、陈师曾，以及善画风俗画漫画的吴友如在民国年间所画的风俗人物画，丰子恺的简约而夸张的漫画造型和本土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大色块装饰性对他的人物画造型样式有着很大的启迪和影响，但他不仅是研究和学习他们的理念和画法，矩敏君的高明之处在于最充分地整合和调动自己全部智慧、天赋才能，通过对传统图式样板作重新剪裁或彻底改变，并综合自己所掌握的各门类绘画技能技巧进行创造性的表现。

　　人物画最难得不在人之形貌，只要有基本造型能力的画家都能为之，难在传神，如今很多仕女画家画的美人，徒有美丽漂亮的形貌，毫无内在精神气质，只是用美丽的衣裙水袖包裹的木偶，或者是千人一面的只有共性而毫无个性的类型化人物。矩敏君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民国年间的文人、商人，西藏的僧人，还是印度人，无论是简约夸张变形，还是色块斑斓的装饰性人物都具有与众不同的外貌和个性，都符合形神兼备之理，我佩服他的笔下各种人物不同的姿态动作造型生动如真，这种写实的造型能力无疑是得益于他年青时代养成的对各种事物和人的观察、理解和记忆，素描速写的能力培养和训练，现在才可得心应手的创造各种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顾恺之曾言：“传神写照都在阿堵（指眼睛）中”，十分正确，但我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固然在心灵窗口的眼睛中，也在身体的各个部分中，举手抬足，都有表情，姿态动作都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外在形式，甚至人的发式，衣着装束、佩饰都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和传达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气质和修养，在矩敏君的画作中，他十分重视人物的体语，姿态、动作表情地描绘，在他的《散淡人生》系列中塑造了一群既有那个时代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从他们胖瘦的面孔身材，不同形状的发式，同中有异的长衫，提鸟笼和执扇的动作，聚会品茶聊天时的个人姿态动作，垂钓观鱼神情，曲径漫步或乘船在小桥流水间荡漾，或采莲观花那些人和事，观赏者虽然不曾亲历和近见，但都感觉到民国年间的文人雅士们就如同画中那个样子，一个个都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画家恰到好处地把民国年间文人雅士们那种悠闲散淡的生活情景再现于今人的面前，并配以令人陶醉的苏地特有的园林景观鸟语花香之境，这是一个没有争斗没有紧张和烦恼的极乐世界，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精神乐园，正如法国现代派宗师马蒂斯曾经说过的，“我要创造一种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于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是商人或作家，它好像一种抚慰，像一种镇静剂，或者像一只舒适的安乐椅，可以消除他们的疲劳。”我们的社会如今以一天等于廿年的飞快速度跃进现代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市场资本经济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激烈竞争也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人人都为生存和发展使出全部的智慧、才能甚至阴谋和诡计，人人都活得很累，人们的精神需要宣泄和抚慰。矩敏君适时地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远离闹市红尘的精神世界，人们走进他创造的艺术世界，精神可以得到慰藉和休息，在他笔下营造的意境正是现代人向往回归的精神园地，所以我说他的画既有古意古趣又有现代感，他是位从传统走进现代的文人画家。他的系列人物画毫无疑问是属于现实主义之作。

　　作为画家的周矩敏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总想继承一种文化精神，对传统绘画创造性地发展，企图创造一种具有地道中国味的作品，我纵观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创作道路和艺术表现手法，微观他的人物造型和笔墨语言，不仅有继承，更多的是创造，他的画具有地道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民族语言，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用自己的作品跻身于当代中国著名画家之列。

　　（本文作者：左庄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