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杨绛先生长期居住的西城区南沙沟小区在昨日她去世后有多家媒体前来探访，由于小区安保人员提前接到上级部门通知，几乎所有媒体和公众都被挡在门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得知不少媒体去医院等待后连连摇头，称“这是违背她的意愿的，她跟别人不一样，她特别反感这种，她认为这是在消费她”。白烨透露，杨绛先生“在她还能说话的时候，昨天晚上的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临终前交代，希望在火化之后再搞那些纪念活动，“她确实有遗言，说自己希望安静地走，不希望被外界打扰。”

　　“杨先生去世是一件不可以消费的事情。”《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责任编辑郭红在得知杨绛先生去世后这样说，在记者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与钱杨夫妇熟识的人都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两人几乎与世隔绝。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杨先生在早年曾说过自己的遗愿是死后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祭奠。

　　曾经出版《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等书的三联出版社前总编辑李昕昨日则直接表示：“她希望等到她的遗体火化之后再来说这件事情。她不希望把她的去世分享给别人，我们希望尊重她的遗愿。”《杨绛全集》的责任编辑胡真才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杨绛先生生前曾说过，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不少出版社呼吁，请大家停止转发传播那些假借杨绛先生之口的鸡汤文和照片，不少网络上传播的杨绛语录都不是出自杨绛之口。

　　白烨对记者回忆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在他去杨绛先生家拜访时还曾经为此遭到杨先生的责怪：“我们约好下午三点见面，结果我由于一点事情耽误迟到了，杨先生倒不是生气我迟到，而是因为下午三点的时候有人敲门，她以为是我，就开了门，结果一阵闪光灯，是个从四川来的热心读者。”他用“独”这个字来形容钱杨夫妇，尤其不喜欢被公众打扰。

　　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徐泓在《超尘脱俗的钱锺书伉俪》文中开篇写道，“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未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她在去家中拜访钱杨伉俪时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新华社闵捷老师在《大家》一书中也刊录了上世纪90年代末采访杨绛先生的情形，那时丈夫钱锺书已经住院，文中写“记得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沙沟国务院专家楼正在整体装修，楼里不时传来装修中的各种噪音。水泥地、旧式沙发、三屉书桌，在90年代末的家居装饰中已属朴素到极致……她对于宁静生活的安之若素让她对任何物欲的打扰都避之唯恐不及。”

　　（本报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