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圈子，登高望远，方能“一览众山小”。

　　然而，要在学术上改弦更张，曹顺庆心里有些“打鼓”。他忐忑地写了一篇《知无涯，学不已》，把自己拓宽古代文论研究路子的想法告诉老师杨明照。

　　没想到杨明照很赞同他的看法。杨明照鼓励他，在目前这样一个语境下，沿着典籍校勘的治学路子继续研究古代文论已经不好走了，“不妨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可以尝试着走走中西比较的路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老一辈学者的鼓励下，曹顺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路上越走越远。钱钟书先生常与他通信，询问研究进展，勉励他抱定宗旨，坚持道路。如今，曹顺庆又常拿出这些信件激励自己的学生，引得台下一片惊呼。

　　学生们特别爱听他的传奇故事。上世纪80年代，曹顺庆作为内地比较文学学科的骨干去香港交流，他用在当时来说很高的补贴，带回很多珍贵的书籍资料，听得大家既羡慕又感慨。

　　热闹与欢呼之后，是更加冷静与深沉的思考。

　　30多年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在港台地区，那边的学者更早接触到西方的学术前沿。当时，台湾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援引西方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便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色。

　　然而，这种阐发研究仅仅是一种一般的文学研究方法，并不能让“中国学派”立住脚。

　　在曹顺庆看来，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我们不会用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只能借助西方的整套话语来发声，所以导致了严重的失语状态”。

　　失语痼疾沉溺已久，话语重建谈何容易。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饱含激情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此后，“科学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统摄社会文化的唯一“元语言”，当对科学的“有意识”使用演变成了对科学的“无意识”崇拜，“科学主义”就由此转换为“唯科学主义”。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独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断地进行了价值重估，往往被贴上“非科学性”“无体系性”之类的标签。但在梳理“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时，曹顺庆发现，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一直存在着。

　　“这种清醒理性的反思，是‘五四’新文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若仍不去清理‘唯科学主义’痼疾，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也只能令人遗憾地继续遗憾下去了。”曹顺庆说。

　　曹顺庆深刻地意识到，要改变失语现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所以几十年来，他“昼夜兼程”，为中国学派修筑理论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曹顺庆的两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一篇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文章开篇即指出“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他的理论大厦由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五根支柱撑起。

　　这套理论框架，受到了同道的高度评价。台湾著名学者古添洪称赞道：“最为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

　　另一篇是《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会用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这背后有文化冲击的原因，反映了一个民族心态的失衡和价值判断的扭曲。文章呼吁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要学会摹仿，更要懂得创新。

　　靠着敏锐的学术嗅觉，曹顺庆大胆地提出比较文学的重心，正在由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主导的西方阵地向东方转移。2005年，曹顺庆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2014年，该理论的英文版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德国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该书系统地归纳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其弊端，进而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多元文化时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学派”也更有底气。今年上半年结题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是曹顺庆主持的一个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该项目以超过440万字的厚重成果，辅以大量的案例材料，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下，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象化作品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以语言文字为特征的文学艺术。不少西方学者慌了神，惊呼：“文学即将死亡！”

　　“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不过分迷信语言文字，认为解决‘道不可道’‘言不尽意’的最佳办法是‘立象尽意’，也就是通过图象来解决语言的不足。”曹顺庆认为，中国文人历来强调好诗“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立象尽意”让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诗性化的道路，中国文学与文论，也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图象化的道路。

　　移步换景，别有洞天。从全球范围来看，异质差距太大的文明间，对话与沟通是很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外文论比较向我们展开了新视野，其中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曹顺庆对比较研究的道路充满底气，图象化时代文学或许可以在“中国智慧”中找到一条起死回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