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译者，是像“补天石”一般珍稀的存在。

　　博士毕业后，张卜天先是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平均每年翻译2-3本。2015年起，他接连在剑桥大学和浙江大学做访问学者，这两年成了他最逍遥的幸福时光，也是最高产的日子。

　　“2015年是最多的，一年译了八九本书。”

　　我被这个“天文数字”吓了一跳。张卜天自己倒不以为意。“书有厚薄难易，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最快的一本书只用了10天，最长的用了11个月。”

　　如今，“好日子”快结束了，终于要登上讲台了。他有些担心，但更多是兴奋和期待。

　　担心，自然是怕教学会占用太多时间，耽误了翻译。张卜天对课程的质量要求很高，备课不肯有一丝应付，加之缺乏经验，花费大量时间是必然的。

　　期待，则是源自“爱分享”的天性——正是同样的缘由，让他走上了翻译这条路。

　　目前，这个系还没有本科。张卜天说，争取明年能成为本科生的辅修专业；再过几年，成熟一些了，可以变成双学位，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本科学科。“没有本科生的系是一个‘假系’。”他这样形容本科教育对一个专业的重要性。在西方，在耶鲁、哈佛这些世界顶级大学，科学史专业都是有本科教育的。而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一般来说，课题和论文最能体现出一个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但张卜天的心思似乎压根儿不在这上面。“在西方科学史领域，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这时候，翻译经典著作是最重要的工作，不只是学科建设，还可以促进学科的交融、打开人的视野。我把翻译放在第一位，不是不重视学术研究，只是权衡一下，怎样做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就目前而言，翻译科学史，比写论文更重要。”

　　2.“只有哲学还能收容我这样的人了”

　　张卜天原来叫张晓天。初二那年，算命先生说他的名字里应该有一个笔画为两画的字，于是，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父母挑中了“卜”。

　　从“知晓”到“预测”，从理性到神秘，从无畏到敬畏，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一字之别，仿佛已经预示了他的命运。

　　曾经，张卜天是地道的理科生。不到16岁考入中科大的他，被视为同龄人眼中的“天才”。

　　像那一代的大多数父母一样，张家父母也有一种偏“实用”的考虑——填报志愿时，父亲劝他千万别选数学、物理这样的纯理论专业，建议他去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

　　像那一代的大多数少年一样，张卜天也完全不清楚那些院系名称背后的含义。他的脑海里，幻化出一幅阳光照到米饭上、把饭“照”熟了的浪漫画面，心生神往。结果开学后，他发现自己将来要面对的是锅炉和叶轮。

　　这时，一本《爱因斯坦传》让他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直接研究光，不是比研究锅炉有趣得多吗？广义相对论这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学呢？”

　　他申请转到近代物理系学习更冷门的理论物理，迈出了从“实”到“虚”的第一步。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爱上了古典音乐。

　　本科毕业后，张卜天赴美国留学，继续攻读理论物理，系里不乏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普作家史蒂文·温伯格和普利高津这样的名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令人艳羡。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危机”迫使他3个月后就放弃了学业，回到国内。

　　回首往事，他说是20岁的心灵太敏感。但在我看来，命运如此安排，大概是为了给他的“开悟”提供又一个契机。

　　“一天晚上，我在一座教堂里，第一次现场听到用古钢琴和古小提琴演奏的巴赫作品。优美而熟悉的曲调，屋外暴雨倾盆。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这些全是人家文化里的东西，自己根本进不去。”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数学、物理、古典音乐……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精神压迫，甚至让他不敢再去触碰。

　　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无人能明白他的感受，心理医生也说不出原因，物理学更无法给出答案。他的思绪，自然而然地飘向了哲学层面。

　　一次偶然，他读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开篇第一句，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他如梦初醒。原来，之前对物理的喜欢，也是出于这种对“终极问题”的好奇。

　　“只有哲学还能收容我这样的人了。”

　　就这样，张卜天听从内心的召唤，迈出了从“实”到“虚”的第二步。2001年初，他开始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课，接受张祥龙、吴国盛等名师的思想洗礼。次年，他考上了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踏上了一条心驰神往的道路。

　　3.“就是不能容忍国内相关领域的书停留在粗浅的层面”

　　译书的念头，是在“北漂”的时候与他不期而遇的。

　　“蹭课”期间，吴国盛老师正准备将一套科学史丛书译介到国内，其中《牛顿研究》一书还没人译。他主动请缨，试译了一章，吴老师一看特别满意，就把任务交给了这位“旁听生”。

　　后来，吴国盛成了他的导师。这本书，也成了他的处女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