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朱光潜更是出手不凡。1924年面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对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含蓄特征发微抉隐，钩深致远，曾让朱自清、夏丏尊等啧啧赞叹。1927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为题的三篇论文，分别系统评述法国圣伯夫（Sainte Beuve）、英国阿诺德（Matthew Arnold）、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为我国学术界首次掀开欧洲美学和文艺批评代表人物的面纱。随后，他不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1935年），还在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谈美》（1932年）、《文艺心理学》（1936年）两部专著。向培良当年即评价说：在我国学者所著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中，“能以卓特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的，要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始。”张景澄更是指出：“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若以中国作品作为针对的鹄的，在国内尚无其人，这本《文艺心理学》可说是阴天里掀开一片蓝天了。”朱光潜著述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拓荒作用，由此类评价可见一斑。

　　在比较文学领域，朱光潜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揭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源头到流变的不同特征，并对其差异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还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期，1935年10月）等系列论文，对中西文学的异同特点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他最富“独到见解”的专著《诗论》，既用西方诗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又用我国诗话及创作实践来阐释西方诗论，在中西比较互释中提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被著名学者张世禄誉为是接受外来影响“近于消化地步”的“惊世之作”。我国首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称朱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绝非言过其实。

　　在教育学领域，朱光潜20世纪20年代曾发表许多有思想、有锋芒的论文，如1922年3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怎样改造学术界？》，针对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精神改造、环境改造、人才培养等诸多措施和办法，表现出少有的改造教育和社会的睿识与激情。紧随其后发表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5月）、《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教育杂志》第14卷第12号，1922年12月）等等，借鉴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为中国教育发展吹进新鲜空气。

　　以上描述，仅是对朱光潜早年闯荡学界矫健身影的简略勾勒。从这匆匆掠影中已可领略，青年朱光潜在学术疆场上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气概，攻城略地、勇猛精进的成就。然而，他为学有锐意进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有脚踏实地、严谨细致的作风。通览他的著述，尤其是他毕生专注的美学研究，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从选题到观点、从材料到论证，或介绍西方学说，或阐述一家之言，均可见出别具之慧眼和独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证材料，要么直接译自西方原著、要么发掘于中国典籍，绝难窥见与别人相似或雷同之处。他的学术生涯，横跨大半个世纪，伴随时代波涛的翻滚和激荡，其研究重点和学术思想也有所迁移和更新。但不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幻，他多能立足于学术前沿，悉心研究，坦率发声，铺路架桥，嘉惠学人；他的研究成果，多发人之所未发，常处学术先锋，却从未流于偏激，实事求是，表率群伦，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辈学人中罕有可与比肩者。

　　一般说来，开路先锋多探索摸进之功、冲锋突破之力，而稳坐中军的将帅则长于运筹帷幄，专于排兵布阵。朱光潜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之木，不断开辟新论题、提出新观点，其开路先锋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他从不以先锋自诩，更不以北大名师和学术名家的身份招徒聚众，摇旗呐喊，颇有龚自珍所说“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仪。不过，朱光潜不立门户、不拉山头，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沾溉学林、泽被众生。读中国现代美学史，朱光潜既是开疆拓土的勇士，又是深孚众望的将军；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的形象，在他身上赫然并立又融为一体。

　　人生跌宕与进退有常

　　朱光潜先生的一生，在时代涡流的挟裹下，载沉载浮，屡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坚韧定力的大学者，先生面对时代巨变，调整心态，积极应对。他一面洗心革面，多次公开检讨，真诚反省自己的过去，以丢掉包袱，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一面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实践，除在北大带两个班的翻译课以外，还于1951年初参加北京院校教师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赴陕西省长安县东大村直接参加土改运动。他将观感及发现的问题，分别写成《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等文章。中央统战部把朱光潜及参观团部分教授所写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示。

　　朱光潜的真诚改过和积极作为，赢得毛主席的赞赏，自然得到组织的肯定和接纳。1956年5月，朱光潜在北大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民盟界别的代表，于1957年2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不过，在那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他的美学思想则被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因而对他的批判格外严厉，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持续六年之久的美学大辩论。

　　美学大辩论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潜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在该文里，他否定了自己民国时期的丰硕学术成果。不过，他对涉及到核心学术的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美学大辩论中有近百位学者直接参与论战，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近三百篇论辩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剑指朱光潜。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朱光潜坚持在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低三下四，而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他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秉笔直书，推出《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十数篇宏论，指出参加美学论辩者，虽然主观意图上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可思想方法上却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毛病。

　　朱光潜曾幽默地称自己是美学大辩论中的“众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马瞄准射击的“靶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用特种防弹材料制成的“靶子”，实在不容易击倒或打穿，而许多唇枪舌剑批判他的人，却在对这个“靶子”反复追踪打击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名声。这一点，当年多次诘难和批判朱光潜的“论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洪毅然深有体会。他说：“（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原本起自对其过去美学思想之‘批判’的那场全国性美学大讨论，终因其‘笔战群儒’，结果反而恰恰成为、实际正是他在客观上起着带动大家不断前进之作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

　　翻检20世纪中国学术史，没有任何一位学人能够像朱光潜这样，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讨伐，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即便孤军奋战，也顽强拼搏，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与品格，即他所说的“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

　　朱光潜先生作为年过半百跨入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学术毁誉交加。他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身处困境而不失未来信念，仍坚信学术力量。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变化更新，也有执着定见；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和学术坚守，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显了一代美学大师的睿智人生和学术风范。

　　钱念孙，197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著作26部，曾5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次获“中国图书奖”、2次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有关朱光潜研究的专著有《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艺术真谛的发掘和阐释》（海天出版社，2001）、《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文津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