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2017年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诞辰120周年。他与同为北大美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同年出生、同年故去，且都诞生在安徽。为缅怀两位先生在融通中西学术，建构中国现代美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振兴21世纪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主办的“朱光潜、宗白华与二十一世纪中华美学——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底在安徽合肥举行。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及诸多人文学科研究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朱光潜的研究，不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绵延不绝，波澜起伏，而且在连续数年的“美学大辩论”中，还成为全国学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以往的朱光潜研究不同，本文并非对朱光潜某一或某些美学观点的介绍探讨，也并非对朱光潜学术著作或人生旅程的描述考索，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朱光潜做学问的整体气象和特色格调进行勾勒展示。期望朱光潜先生为学的风雅异韵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追求，对我们认真改进学风，提升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品质，有所启示和助益。

　　学人小传

　　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22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5年起先后就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笔优美畅达、见解独到精辟而蜚声于海内外，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国学术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朱光潜于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纵览中国近百年学术人物，朱光潜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其学术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呈现出与同时代学者颇为不同的风雅异韵，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一道亮丽风景。

　　通俗易懂与渊博精深

　　朱光潜一生著述宏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0卷，700余万字。中华书局正在陆续推出的《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达30卷，总字数约1000万字。

　　避开众多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不谈，朱光潜的撰述若从表达方式和阅读难易上分，大体可划为研究型和通俗型两类，即既有许多严谨扎实、脍炙人口的学术专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读物。前者如《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评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后者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谈美书简》等。如果说，前者学术专著以开拓性、厚重感著称，那么，后者普及读物则以知识性、可读性见长；如果说前者以材料翔实、论证细密为特色，那么后者则更多呈现娓娓道来、亲切有味的风貌。

　　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学人，当然不乏重视和写作通俗读物者，如顾颉刚作《国史讲话》、艾思奇作《大众哲学》、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李四光作《中国地势变迁小史》等，均堪称“大家写小书”的翘楚。朱光潜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学者写通俗读物多半偶一为之，而先生却纵贯一生。从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美书简》，他毕生撰写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著作（翻译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读物。对此，朱光潜自己毫不讳言，他在晚年所著“自传”里说：“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写的。”

　　朱光潜的通俗著述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出版已近90年，不仅是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也是今天的常销书，曾扣动许多人的心弦。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当年就为其“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深深吸引，惊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他说朱先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著名学者舒芜直到晚年都“很宝重它（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读”，认为“现在重看还会觉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1994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遇到几位来自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听说我追踪朱光潜当年留学英国的足迹并搜集相关研究资料，竟异口同声说读过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可见好书如夜空中的北斗，即便在异地他乡，也会云灿星辉。

　　朱光潜通俗读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切实的话题、丰厚的学识、透彻的说理、亲切而优美的文风，应是其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通俗读物所谈论的议题，并非仅从书本中来、从已有概念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青年所关心或所困惑的问题中来。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为基础，以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解说为向导，带你走入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如何参与社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欣赏美和艺术、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浅近而又幽深的堂奥，字里行间无不透逸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神采。

　　朱先生不同时期写给青年读者的书，当然有寸长尺短之别，但总体看都相当精彩，与其说是通俗读物，不如说是说理散文。通俗读物与说理散文无疑有许多交叉重叠，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汉界。如果说，通俗读物主要着眼于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简明介绍，或是对社会人生道理的一般讲述；那么，说理散文则在传授知识或道理的同时，更注重将作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情感和思想，以优美畅达的文字表达出来。朱光潜曾反复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这就是说，他的通俗读物并非只是知识的罗列、材料的堆积和常理的叙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诸多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加上其文笔有行云流水般随物赋形的本领，因而在给人许多人生启迪和感动的同时，还给人带来欣赏美文悦心明智的享受。

　　考察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尚没有一位像朱光潜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又在通俗读物领域辛勤劳作，成就斐然。他的通俗读物远离简单应时和浅薄粗陋，并非学术专著以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具有很高独立存在的价值——对他自己而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堪称熠熠生辉的亮点；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来说，则是产生广泛影响的佳作，可谓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两者彼此影响，取长补短，不仅使高头讲章的学术专著呈现明晰好读的散文风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彰显言简意深的学术胜境。季羡林先生评价说：“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少有的。”渊博精深与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潜身上却得到完美统一。

　　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曾这样总结自己写文章的特点：“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清醒流畅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我以为，做学问和写论文之妙，即在于深入浅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入之不深，则难免生吞活剥、捉襟见肘；只有入之深并出之浅，才能做到举重若轻、言简意赅，而出之不浅，则难免艰深晦涩，让人望而生畏。庄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技术纯熟、工多成艺的故事，做学问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其境界庶几可近似之。

　　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

　　朱光潜做学问起步早，起点高。1921年，他24岁，还是香港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大学生，就在当时全国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同年，他还在很有影响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为派Behaviourism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一时颇受关注，可谓一鸣惊人。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万字文质俱佳的论文、专著和译作等，如倾泻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学术文化的深潭大泽，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激起飞溅浪花，荡漾天光云影，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画卷增添新的七宝楼台，开拓了学术文化的新境界。

　　青年朱光潜跨入学界，并非仅从某一学科谨慎试步，单线作战，而是一开始就多路进发，多点突破，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爆发力。

　　在心理学领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为派的文章外，他还发表《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3年7月）等系列论文，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1930）、《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两部专著。高觉敷先生早年曾评价说：“孟实先生虽算文学和心理学间的‘跨党’分子，然而他在心理学上对国人的贡献，实超过于一般‘象煞有介事’的专门家之上。譬如我们现在都知道弗洛伊德，但是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算是他第一个。我们现在已习闻‘行为主义’，但是介绍行为主义的，也是他第一个。我们现在已屡有人谈起考夫卡和苛勒，但是评述完形派心理学的，又是他第一个。”高觉敷先生堪称心理学泰斗，这里所说的三个“第一”，足以表明朱光潜在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