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出版

　　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刘震云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暌违五年终于出版。刘震云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写了四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八竿子打不着，但这四个人都不是小说的主角，而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没有出场。刘震云用了19.7万字写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的连环爆炸，正文只有三千字，其中还有一章只有一句话。不管是从小说的内容还是结构上，对读者和刘震云本人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的写作刚刚开始，是初学者的状态。”刘震云说。

　　关于新书

　　为什么要写“吃瓜”？

　　“吃瓜群众”是一个网络词汇，“吃瓜”二字出现在刘震云的书名中，这本身就是一个看点。昨天，长江文艺出版社特地将该书的首发式安排在北京大兴区御瓜园举办，与书名“吃瓜时代”十分契合。“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明白吃瓜为什么就跟看热闹和围观联系在了一起，后来我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古时候有一句话，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看热闹不嫌事大，说这个疮在哪个地方不疼？长在别人身上不疼。当事人痛不欲生，吃瓜群众乐不可支。”刘震云称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让人乐不可支的大戏，每个人都是吃瓜群众，同时每个人也是被吃瓜群众围观的人。而作为小说家的他，就是要做一个吃瓜群众，将生活中的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其实一开始不是这个名字，起了好几个名字，出版社看到之后最终选择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因为觉得这个标题有一些调皮、有一些幽默、有一些未知数，大家会想书里是怎么概括吃瓜的，怎么概括吃瓜时代的，怎么描写吃瓜时代里的儿女们的。”

　　为什么主角没有出场？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写了四个人物，分别是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但他们都不是故事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真正的主角始终都没有出场，而这正是“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称这也是他进行的一个新的写作实验。“真正的主角不但是吃瓜群众，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读者，有一些记者已经看过了这本书，一下子就扎到书里，对所有的人物品头论足，时刻在笑，但是笑了之后也想哭。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初我想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刘震云称他很期待买这本书的读者觉得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值了，“读着的时候有哭有笑，第二天清早再想起来的时候还引起了特别深入的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买这本书的朋友就买值了，如果万一他买了这本书觉得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我再请他喝杯咖啡。”

　　和以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在刘震云以前的作品中，人物关系是显见的且非常紧密的，《温故1942》写的是灾民跟国民政府、美国人、宗教、中国新闻界和《时代周刊》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杨百顺和牛爱国和身边亲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潘金莲和各级官员的关系，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的四个人是素不相识，他称这是这次写作的最大不同。刘震云认为，一个作者最好的状态是下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作品写得不一样，“如果下一部作品跟上一部作品不管是精神的脉络，还是艺术的风格，还是人物的类别是相同的，对我来讲创作的兴趣就不太大。比如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创作的最大热情是这些人是素不相识的。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突然给打着了？这几个人关系的空白里面是什么？空白为什么没成为空白？这个有吸引力。”

　　此外，刘震云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他最幽默的小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因为空白越大，可能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越多。”

　　关于刘震云

　　我在生活中特别无趣

　　“跟我不太熟的有过公众场合见面的人，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人，甚至稍微有点幽默的人。其实不管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我都不是一个幽默的人。”刘震云认为自己写的句子没有一句是俏皮话，他讨厌作品里面油嘴滑舌，包括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语言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别质朴和老实的话，无非可能是写这个事内部存在的观感和幽默，比这个更幽默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可能存在更大的幽默，事物之间的道理和联系可能有第三层的幽默。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幽默一般体现在故事的架构和人物的架构上，也就是小说的节奏上，当你的节奏已经很幽默的时候，你的语言千万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质朴越好，它们之间会出现一个相对对比和映照的关系。”而刘震云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无趣的人，“跟我比较熟的人，在工作、生活接触比较多的人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没趣的人，而且生活中不大说话，性格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会突然急了，特别暴躁。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基本上每天会挨我两次说，有时候可能我说对了，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说错，我发现她的涵养比我强多了，不管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她首先都会说她错了，我应该向她学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量改。”

　　我是初学者的状态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是初学者的状态。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刘震云的另一个挑战是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别的简洁。其实文字简洁是不用形容词，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但简洁本身没有价值，重要的是简洁的语言如果只是简陋，这个简洁确实没有什么用。简洁的语言里面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逸韵，这就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个有心得的阶段。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二十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

　　我不是好编剧

　　刘震云的多部作品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尤其是他与冯小刚合作打造的《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每一部都是精品。但刘震云称他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影视，他可能是一个好作者，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编剧，“因为我小说的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影视跟小说最大的区别首先是时间，因为电影就是两个小时，一般像小刚这样的大导演能到两个半小时，但是小说的篇幅是无限的。另外，影视故事的节奏要进展得非常快，有点像河流奔腾到大海的状态，但是小说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在意，主要是写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影视是一个表演艺术，有点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重视做菜的过程，油热了之后肉和菜下锅的声音。我的小说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如果大家读过《一地鸡毛》、《温故1942》会有这样明显的感觉。小刚导演跟其他导演特别大的区别，是他能够跨越这些东西，只是要里面的一种态度。如果说像《我不是潘金莲》大家在电影上比较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北京晨报记者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