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飞行，凝聚60年智慧与坚韧

——专访两院院士、飞机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

 顾诵芬院士手持歼8II型战机模型　李鑫摄

　　作为重大科技成果之一，“大飞机”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言说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奋进之路。

　　对我国航空工业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了60年：从1958年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教1”一飞冲天，到今天国产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中国的飞机制造历经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一个甲子。这段长达60年的“飞行”，集聚和生长出无比的勇气、智慧与坚韧，托起了今天的“大飞机”。

　　无数航空人熔铸了中国飞机制造历史的辉煌，两院院士顾诵芬就是其中一位。60年里，他一天都没离开过那片让他迷醉的蓝天。

　　人物小传

　　顾诵芬

　　著名飞机设计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

　　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历任沈阳飞机设计所副总设计师、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等职。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家说没有义务

　　教你们中国人设计飞机

　　解放周末：谈及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歼教1”、“歼8”、“歼8II”等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您的名字与这些机型紧密相连。尤其是“歼教1”，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实现了零的突破。歼教1是1958年7月试飞成功的，我国首个飞机设计室是1956年10月在沈阳成立的，中间只隔了一年零九个月。而在我国开始设计“歼教1”时，日本、捷克等国也在设计喷气式教练机，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雄厚，设计经验比我们丰富，但日本TIF2、捷克L-29的上天时间都比我们晚了一两年，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飞机设计室条件优于日本、捷克吗？

　　顾诵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设计出我国第一架飞机，确实很不可思议。很多人因此以为，这个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一定是用了全国之力，一定有很完备的条件，其实不是的。设计室在沈阳112厂成立的时候，连办公室都没有，后来问厂里要来了厂部大楼后面一排弃置多年的平房，略加粉刷，实验室还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的。

　　更要命的是缺人才。最初设计室里的100多人，多半是中专毕业生。但设计室的成立，在航空工业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航空系统内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的技术人员纷纷要求加入到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的队伍中来，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沈阳，住单身宿舍，吃集体食堂，没有叫苦的。

　　解放周末：您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家里只有您一个儿子，听说您父母当时是希望您毕业后留在母校上海交大任教的。

　　顾诵芬：学了航空专业，哪有不想实干的？我毕业后先去了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但去了之后被安排在生产处的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很枯燥。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我国的航空工业刚起步，主要任务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飞机，没有自主设计能力。所以，一得到去设计室工作的机会，我也兴奋得不得了。

　　解放周末：当时苏联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顾诵芬：苏联专家到我国只是教我们怎么造飞机，不肯教我们怎么设计飞机。他们让我们生产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高亚声速喷气歼击机等机型，给我们的图纸中，只有强度计算报告和静力试验任务书等，而没有设计飞机所必需的强度规范和气动设计手册等资料。我们曾多次向苏方提出要《设计员指南》和《强度规范》，结果人家说“没有义务教你们中国人设计飞机”。

　　有一次，南昌320厂在修理苏联的拉-9型飞机时，自行制造了机翼。但因为没有气动载荷数据，不能做静力试验考核强度，我们就向苏联要数据。大概拖了一年多，他们才给了一张机翼静力试验的加载图。

　　当时苏联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是，设计局掌握着设计权，主生产厂不能更改设计，扩散生产厂就更没有更改设计的权力了。我们的工厂就相当于苏联主生产厂的扩散厂。比如拉-9的软油箱是装在机翼中用油绸一层层粘起来的，下面还粘一种泡沫橡胶垫着，在遭遇弹击时，橡胶碰到汽油就融化，可以自动堵住弹孔，燃油不致泄漏。但在我国，这些材料都解决不了，320厂于是将原设计改为金属油箱，结果厂里的苏联顾问不让装机，说是必须请示他们的飞机总设计师拉沃契金。这个问题由我们航空工业局写了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半年后，苏联方面才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只是用于训练，这样更改是可以的。

　　解放周末：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航空工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不能受制于人。

　　顾诵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设计飞机？对于这个问题，在具体技术岗位工作的我们更是深有体会。仿制而不自主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中国人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设计。

　　要让中国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解放周末：飞机制造是技术密集产业，既没有基础，苏联又不开放技术，那我们是靠什么造出第一架飞机的？

　　顾诵芬：那时候全凭一股劲，迎难而上。我们一群年轻人，在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和副主任黄志千的带领下，开始了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后来定名为“歼教1”。

　　我负责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我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式飞机心里没有底。我找来苏联的教科书和当时新出版的《飞机空气动力学》看，但苏联的教科书里讲喷气式飞机的也不多，尤其对如何设计喷气式飞机，讲得都不细。当时可真希望有老专家带一带，但没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到处找资料。那时还有人到上级那里告我的状，说我晚上洗脚都在看书，是走“白专”道路。

　　解放周末：当时，喷气式是不是相对先进的技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设计出第一架飞机，而且设计要求还不低？

　　顾诵芬：不仅不低，还很高。除了要用喷气式，徐舜寿还提出，一定要两侧进气，不能再用机头进气，因为这样可以腾出地方装雷达。当时美苏用的机型，比如米格-15，也还都是机头进气的，不能装雷达，没办法全天候作战。我们要做两侧进气的，除了缺乏参照，还要解决两侧进气所带来的抗气流畸变、乱流能力弱的弊病，设计难度非常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刚到沈阳不到一星期，又急着回北京，去刚在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查资料，我回北京还住在我原来住的宿舍——德胜门外羊房胡同航空工业局的单身宿舍。局里经常有同志出差，谁出差了，我就睡谁的床。北航的图书馆白天给学生使用，我只能晚上去。那时从羊房胡同到北航的路还没有修好，还没有现在的三环路，只能从黄亭子绕过去，一路坑坑洼洼的，也没有路灯。我借了局里一位同志的自行车，每天晚上骑着去图书馆查抄资料，还用硫酸纸把有用的图描下来。这样跑了一星期，最后把车还给人家时，自行车前叉都裂了。

　　现在年轻人的学习资源和我们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可能想象不到，那时我们得到一点资料，可真是如获至宝。那时很少有出国机会，一旦有机会出国，很多人都是买家用电器什么的带回来，但我们设计室的领导从国外回来，带回来的全是航空技术杂志和书，比如美国航空学会会刊。为了能多带点，他们把刊物里的广告页撕掉，只留有用的部分。有一次，黄志千副主任还把在英国手抄的　《飞机设计规范》AP-970的几个重要章节，和用描图纸描下的1600公斤推动的德温特喷气发动机的推力曲线，给了设计室。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了设计室的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