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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商业摄影要“讲信用”
贾育平做商业摄影很重信用,从来不“一个姑娘许好几家”,也曾有人花高价“挖墙脚”,但他从来没答应过。在采访中,贾育平反复强调要“讲信用”,这也是他在众多模特里特别喜欢冬子的原因之一。
冬子是北师大毕业的,当时在一所学校里教语文。她跟贾育平拍摄时特别守时,每次都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贾育平家(贾育平多年来一直坚持晚七点左右睡觉,早晨四五点起床的习惯)。贾育平教冬子的时候她总能很快领悟。贾育平亲力亲为地培训模特、设计造型、动作。他说:“再美的人也有角度不好看。”说着他站了起来,摆了个造型。贾育平会在模特来之前做好研究,自己做笔记、画图,针对不同的模特设计相应的动作。“贾老一人身兼摄影师、服装师、造型师、化妆师和灯光师数职。”那日松这样评价。贾育平经常一次约三个模特来家拍摄,一是怕别人说闲话,二是三个模特轮流化妆、拍摄,能节约时间。
当年坊间流传着一句“美女要出名,就找贾育平”的“名言”。其实贾育平的给模特的费用是最低的。别人给三五百,他只给模特一二百,但模特们还是喜欢找他拍。王姬、颜丙燕、何赛飞等演员都曾做过贾育平的模特。贾育平曾经在自述中写道:“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姬,上世纪80年代想去美国。去了五六次美国大使馆都被拒签了,最后一次使馆的人(这里的美国人每位都是中国通,中国话说得比中国人还清楚)告诉她,如果你能让人艺出材料证明你是有名的演员,我们就给你签证,或者其他的单位也可以。一开始难坏了王姬,后来她翻出六七本杂志,封面都是她自己,都是我拍的。交给美国大使馆后,立刻被准签盖章去了美国。王姬走(出去)了,才有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并在全国引起轰动。”
模特们喜欢找贾育平拍摄,因为贾育平拍出来的照片受欢迎,这些青年演员或者艺术院校的在校生拿着照片也是一份资历。贾育平善于琢磨、勤于动手。他曾经花了200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一本人像摄影书自己钻研,也经常自己制作道具:模特穿的“乞丐服”是他买来布,放在脸盆里用茶水蒸煮做旧的;戴的帽子是用蛋糕盒做的;模特穿的白色泳装,是贾育平上世纪九十年代花一千多人民币从法国专门买回来的。
拍摄完之后,有时贾育平会带着模特吃涮羊肉,他不舍得多花钱又不愿意让模特吃少了,只能自己少吃点。“有一回,他带着一个北京女排的模特去吃涮羊肉,结果模特太能吃了,给老爷子心疼坏了。”唐戎对吃涮羊肉这事印象深刻。
2000年之后,贾育平不拍挂历和杂志封面了,专注进行风光摄影。他也带了很多学生,其角色也从原来的“独行侠”变成了师长。贾育平经常带学生出去采风,采风之后还会给学生讲解如何改进照片。
“关门”弟子唐戎就是2000年的时候拜师的,那时他正好30岁。此前,唐戎看过贾育平的作品,觉得贾育平的照片正是自己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的,他“脑子一下木了”,决心拜贾育平为师。唐戎现在回想起贾育平收他为徒时的情景,还很激动:“当时我陪父亲去参加老摄影家协会的聚会(唐戎的父亲是摄影家唐琦)。父亲把我引荐给了老爷子,想请他收我为徒。当时贾老师看完我的照片摆了摆右手……”唐戎说着伸出右手摆了摆,仿佛昨天刚看到这个动作一样。“我当时以为没戏了。结果老爷子告诉我:‘我下次去拍摄,你跟着我吧。’”当时唐戎还有事要去北京摄影家协会,便坐地铁从万寿路到和平门。“回来的路上,我坐在地铁的角落里,眼泪就下来了,太激动了。”之后唐戎随父亲去拜访贾育平正式拜师。“老师跟我强调三点,不许说瞎话、遵守时间、热爱摄影。”唐戎回忆着,眼睛有点红了。
贾育平每次采风之前,自己会在家打长途电话安排好一切。“光长途电话费就能打出去一二百。”唐戎对老师的事情都十分清楚。一次,贾育平带着学生去梅园采风,从一家超市出来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个6岁左右、戴着厚厚眼镜的小女孩,便赶快叫来唐戎说:“要是让她拿一份英文报纸,用侧光照肯定好看。”唐戎仍然记得这件采风中的小事,因为“老师时时刻刻都在琢磨摄影。”
贾育平带学生出去采风从来不收学生们的钱,反而还自己掏费用。老伴李岫后来也爱上了摄影,她跟贾育平去澳大利亚拍过海浪、去梅里雪山拍过“佛光”,还去内蒙古拍过马群。李岫在朋友的帮助下也出版了自己的影集。“我67岁开始学摄影,70岁开始学电脑,做后期。”李岫指了指敬老院房间中的电脑,朗声说。
贾育平没有孩子,但是他不觉遗憾,因为摄影是他一生的伙伴,他从自己的摄影人生中收获了足够的快乐和满足。 实习记者 袁新雨
补白
挂历曾风靡一时
挂历的雏形是古罗马时代的“讨债本”。当时的放债人会按月、日在本上记录欠债人的还款信息,这种按月日排列并附有记事栏的形式很快被很多其他行业借鉴。中国挂历的雏形“月份牌”则诞生于清末,一些画家在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并配有中西对照历表。
现代人熟悉的挂历(月历)1949年前还没有出现。1949年后,挂历往往作为涉外公司的宣传手段。粮油、纺织、茶叶等公司多于圣诞节前一个月印制大量的挂历,运送到海外用以宣传。那时的挂历是非卖品,广大普通家庭难得一见。后来,各出版社竞相开印挂历,许多个体经营者也加入到印刷挂历的队伍中,很多家庭开始使用挂历,但质量上乘的挂历仍然受到人们的追捧。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挂历走进了千家万户。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或者多本挂历,并且有些家庭还会因悬挂一本用纸精良、画面漂亮的挂历而感到自豪。因此,制作精良的挂历成为最受百姓们喜爱的年节礼品。拜访亲戚朋友时,在水果点心等常规礼物之外,再送上一本挂历,不但送礼的人有面子,收礼的人也会特别高兴。有意思的是,那时家中挂历的档次直接体现了一个家庭的各项水平和指标。
辞旧迎新,人们会换上新挂历,但旧挂历一般不会丢弃,而是另有“重用”:有的家庭把旧挂历铺在写字台上,然后再铺上绿色毛毡,垫上玻璃板,这样的写字台才看着舒服,用着顺手;也有家庭把挂历垫在大衣柜里,看起来干净整洁,又能起到防潮的作用;还有的人用旧挂历给家里的学生包书皮,厚实的挂历纸足够孩子一个学期的折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麦当劳曾经举办过收集废旧挂历捐赠给厂商,用以制成盲文书籍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随着挂历的普及,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名人语录到祖国的风景名胜,再到世界名车,题材多样。但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还要属“美女挂历”。人们戏称其为“大美人儿”。那时的明星也都爱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都拍摄过挂历照。在那个视觉传播不发达的年代,挂历上的图像是人们认识“美”的重要途经。挂历上的“美人儿”们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 实习记者 袁新雨